卷三

却不倚靠，面前很开阔也不仰望，只是兀自呆坐在那儿，闷声不响，平实安稳，任万物无理而有序，隐晦又清晰。如果山顶有一个堡子，就完美无缺，符合一切要求。可惜，山顶除了几棵小树，再什么都没有。

我说：“去看看。”

张老师说：“有山没堡子。”

我问：“会不会原来有堡子，后来拆了？”

张老师说：“那倒有可能。”

我们从冰上走过去，又走了二三百米，就到了小山脚下。抬头目测，山高大概有一百米，从低到高围绕着四五层玲珑的梯田，全部种着冬小麦。麦苗贴着地，是忍受寒冷、暂停生长的样子，等春天一到才会发力向上。我们顺着一条盘旋小路爬向山顶，才发现对我这个刚刚开始减肥的胖子来说，爬上去并不容易，张老师也气喘吁吁。终于站到山顶，朝我停车的方向看过去，我心里立即相信，找对地方了。我觉得有没有堡子并不重要，因为，我已经从空气里闻到了堡子的DNA，四周的一草一木里都暗藏着堡子的灵魂堡子的血液。稍稍细看，更是发现，太阳的血红，天空的纯蓝，和一次杀戮有关，砍头的事情似乎刚刚发生。紧接着就找到了更有用的证据：山嘴是非常平整的一块地，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正好是一座小型堡子所需要的面积。西南角和西北角有明显而完整的夯土层，无疑是墙台和角墩了。土层的开裂处能看出人工夯打的痕迹，一层一层十分明显，裂缝里长着酸枣树，斜斜地刺向天空，粗大的根系裸露出来，显示着苍老的年纪。



我说：“张老师，来抽根烟。”

张老师问：“是这儿吧？肯定有过堡子？”

我说：“没问题，肯定是。”

张老师坐在我旁边，弓着腰，卷自己的旱烟。

我说：“这地方曾经是一个土匪窝。”

张老师问：“真的？我不信。”

我说：“我听人讲过，是一个很厉害的土匪。”

张老师说：“解放前，遍地是土匪。”

我问：“甘谷有没有大土匪？”

张老师说：“你上次问过，我说地方多大人多大，天水有胡子团，武山有斧头队，清水有剪刀帮，通渭有黑虎营，甘谷有啥？说不上。”

我说：“张老师，你也太悲观了。”

张老师说：“不是我悲观。”

我说：“人文始祖伏羲不是咱们甘谷人吗？”

张老师说：“穷得只剩下传说了。”

抽完一根烟，我站起来，拍了几张照片。

回去的路上我问张老师：“你认为，人有前世轮回吗？”

张老师说：“有没有都不好说。”

我问：“你希望有还是没有？”

张老师说：“我还是希望没有，最好没有。”

我问：“为什么希望没有？”

张老师说：“没有就不用再来受罪了，受不完的罪。”

我说：“我也希望没有。”

转眼之间，我们就从散渡河河谷回到清溪河河谷，放下张老师，我立即回了七步镇。我打算见过蒲霞之后再回来，找到那些麦田的主人，了解更多的情况。但是，回到北山旅舍的那个瞬间，我才知道我为什么要急于回到七步。原来，回到七步其实是回到一个特殊的地方，一个不可替代的小角落：离海棠很近又不是海棠，半是故乡半是他乡，然后，躲在这样一个因为特殊所以温暖的小角落，大哭一场。

我哭了，我的眼泪流给自己。

我极度怜悯自己，我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自己更值得怜悯的东西了。

我站在阳台上，一直哭一直哭。

我怜悯着自己，还怜悯着另一个自己，前世的自己。

我想把眼泪哭干，把怜悯哭干。

当初母亲去世后我也是这样怜悯自己的。是怜悯，不是别的。怜悯自己突然没有妈妈了，怜悯自己虽然四十多岁，却突然沦为孤儿，自己从此将真的变得举目无亲，漂泊无依。当时的我，万万想不到，一个人是如此需要母亲，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仍然需要母亲。当我和一些父母健在的朋友说起这个感受并如实使用了“孤儿”一词时，朋友们一概面含怀疑，眼神飘忽，就差直接说我“矫情”了。接下来的情形更是没人理解：当我开始自我怜悯的时候，我也需要等量的安慰，于是，我只好自己扮演成母亲，疼爱自己，甚至溺爱自己，用母亲的口气和自己说话，用母亲的食物喂养自己。

“给你再找上一个！”

我离婚之后，母亲在电话里总这样说。我明白，母亲的意思最简单不过了：给你，再找上一个，你就有爱做，有饭吃，有水喝了。

母亲的话里面饱含怜悯。母亲出身卑微，父母是黄河西岸的贫苦农民，常年在黄河东岸替人收大烟。母亲在黄河东岸出生后，因为爱哭被送人，在一个大烟贩子家长到十六岁，嫁给了刚好在附近驻防的父亲。在母亲看来，一个男人身边不能没女人（未必就是婚姻）。离婚后的儿子，事事要自己动手的儿子，还要照顾八九岁的女儿，当然值得怜悯。“给你再找上一个！”每次想起这句话，我都禁不住想笑。

但我竟然还有“上一世”！

那么，上一世，我的母亲又是谁？

我不喜欢这样！

非常非常不喜欢！

我觉得这种情形一点不可爱，根本不美学！

我是谁？

我是什么？

我狗屁都不是！我连一个确定无疑的儿子都做不了！甚至连“去死”的愿望都变得软弱不堪，不再真实有效，不再可靠有力，因为，死了你还得再轮回再转世，至于你转世的时机和去向，没人会征求你的意见。我是我的累赘，我是我的债务，我是我的罪过，我是我的疑问。我的生命里最尖锐的东西就是“我”！

我不能不怜悯这样的“我”！

哭完，我给居亦打去了电话，说着说着，我又哭了。我对居亦的爱，让我大感辛酸。正是对爱的需要，让自己知道自己多么贫贱。“爱是我们贫贱的一种标志。”西蒙娜·薇依的这句话我一直半懂不懂，此刻终于懂了。

身在澳门的居亦，显然不能理解我的哭。她问我：“你是不是喝酒了？”我说：“没有，你听我舌头一点没大。”她仔细听了听，断定我没喝酒，就想马上坐飞机来见我，就像当初，在半夜十二点之前从澳门到珠海，在拱北的地下车库和我做完爱，又赶回去。我急忙说：“和你说说话就好多了，我没事，你放心。”

5

蒲霞来短信说，她下午五点来旅舍接我，然后去一家农家乐吃烤全羊。她还用玩笑语气说：“你是大名人，很多崇拜者想见你，我可不敢独自享用。”我非常恼火，恼火的原因是：我已经下决心不见更多的人。我此行的目的很明确，尽可能秘密地想办法揭开我的前世之谜。我把床头柜上的一卷卫生纸抓起来砸在地上，嘴里骂着脏话。这时候，我想起那卷卫生纸是我昨晚从厕所里转移到床头的，“以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