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每天的早中晚，家家户户的牲口都要去河湾饮水。多数人家的牲口数量有限，一两头、两三头而已。三十头以上牲口的人家，有八九户。五十头以上的，只有两户。除了金三爷家，就是另一位李家——七步镇的头号地主。

两家的牲口刚好都是马。

一天早晨，天刚亮，两家的马从不同方向同时赶到泉边，一方不让一方，都要抢先喝水。一开始，马和马之间还算客气，只是你挤我我挤你，互不相让。但是，谁家的一匹小马驹被另一家的老马一屁股撞进泉内，四蹄朝天，溅起了一大片水花，由此引起了所有马匹参与其中的大规模冲突。两边的饲养员无论如何制止不了，上百匹马之间的激烈鏖战，令整个镇子摇晃不已，和一次小地震差不多，尘土飞扬，马骚味四起，人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阵势，纷纷跑来，站在高处看热闹。两边的马意识到有人在看，变得更加凶悍，更加不遗余力。战火渐渐蔓延到整个河湾，远远看去，有头对头高高跃起相互撕咬的，有屁股冲着屁股腾空蹬踏的，有群殴的，有单挑的，有躺在地上哀哀乞饶的，有乘胜追击威风八面的。整个冲突从早晨延续到中午，再从中午延续到傍晚，直到地主家的马全面认输。地主家的马，死了五匹，伤了十匹。李则广家的马只死了一匹，伤了三匹。为了让地主家不失面子，李则广故意杀了两匹，一共八匹，全镇人每一户分到了一份马肉。

那之后，李则广的马一露面，人人都认得出来，毛色和膘情一流，身架匀称，眼睛、耳朵和尾巴全都灵乎乎的，走路稳稳当当，蹄子大，蹄壳厚，从路上经过，蹄印明显，尤其是后蹄印。每一匹马的两条后腿都像两把琵琶。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铺子和牲口一概收归公有，人人都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李则广不出来不行，但他是全队干活最慢最差的一个。生产队里有很多技术活，比如捆麦子、担麦子、扬场、犁地，李则广一样都干不好，一担麦子从北山顶上担回七步镇，别人跑三趟，李则广只能一趟。因为李则广总是捆不好麦子，半路上麦子总会再三散开。李则广唯一能干好的事情还是照料牲口，于是又做了生产队的饲养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则广是五类分子中最听话的一个。红卫兵要求五类分子自己给自己准备好门板，用毛笔写上罪状和名字，游街的时候，挂在脖子上。别人的门板都是双扇门中的一扇，唯独李则广是又厚又宽的单扇门，重量是别人的两倍。红卫兵要求五类分子交代人民群众目前还不知道的坏事丑事，别人耍滑头不说，或者只说轻的不说重的，唯独李则广一下子说出了最要命的，结果真的要了命。

李则贤来信

李则贤幸运逃脱高增吉的抓捕后，走了半个月，到了延安。在延安找到了邓华将军，一提起借粮食撕条子的事，邓华马上就想起来了。随后李则贤一直受到邓华的照顾，解放后在湖南工作就和邓华有关系，邓华是湖南人。

新中国成立后，李则贤和家里一直有通信，但信上从来不问候哥哥李则广，只问候嫂子。全家人大大小小都问个遍，一句话一个字都不涉及哥哥。收信人不好写父亲李让的名字，也不好写哪个女人的名字，只好写老三李则安的名字。后来李则安成了植物人（稍后另说），信封上，收信人还是李则安。

李则贤从1937年到1967年，整整三十年时间没回家。1967年，才带着老婆子女第一次回到七步。

后来，每隔几年回来一次。

弟弟和哥哥“就像大陆和台湾一样远”（七步人的说法），但是，后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李则贤对李则广的子孙倾尽全力，照顾有加。李则广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二十多个孙子孙女，大部分都混得不错，该读书读书，该工作工作，该出国出国。有在美国生活的，有在大学里任教的，有做生意做得很好的。

大学任教的正是李汝平的儿子。

李汝平说：“二叔三十年没回家，回来的时候，把乡音忘得干干净净，别人以为他在装，其实是真的，乡音也是有可能忘干净的。”

李则安成植物人

1966年，李则安不听父亲金三爷劝阻，积极参加七步镇的武斗，第一天就出事了，被人在脑门上钉了三枚钉子，左中右各一枚，三寸长的钉子，至今不知道谁钉的，李则安从此成了植物人。三枚血红的钉子被李则安的儿子一直保存了下来，似乎总有一天会把钉子钉回到仇人头上，只是一直没找到仇人。

1982年，李则安去世。

安徽女婿桃盛

桃盛，安徽巢湖人，老家成为沦陷区后，于1940年逃出来，用了半年时间，逃到西北，偶然来到七步，看上了金三爷的女儿李则玉。桃盛写得一手好字，写字的姿势和他人不同，手腕尽可能伸远，伸在距离胸部最远的地方，笔向内倾，写字如运刀。桃盛在镇上开字画铺（兼装裱），生意不错。另外，很多老年人至今还记得他说过的一些话。刚流落到七步的时候，他怪腔怪调地说：“好羡慕你们七步人。”

有人问：“羡慕我们什么？”

桃盛说：“羡慕你们用不着担心做汉奸。”

大家当时还不熟悉“汉奸”一词。

桃盛说：“所以我才说羡慕你们七步人。”

接下来，桃盛详细解释：“实在是好可怕，好危险！在我老家，有两种做汉奸的可能，一种是当日本佬的汉奸，另一种是，当黑鬼子的汉奸。黑鬼子指的是汪精卫政权的人。天天都有人上门来动员，你们说不逃跑行吗？”

“除了当汉奸没正事做吗？”

桃盛又是一脸难以言喻的表情。

“不当汉奸还不能杀汉奸吗？”

“我杀过一个日本佬，用绳子勒死，再往胶泥里踩！”

“能杀一个，就能杀两个。”

“不能每一个都往胶泥里踩呀，也不是处处有胶泥呀。”

七步人还是半懂不懂。

桃盛说：“你们七步人真是可爱得很。”

七步人认为桃盛才算可爱。

糟糕的是，七步人顺便就给桃盛起了个外号，不是别的，正是“汉奸”。这个外号一直叫到他离开七步。“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抓住他让他交代，到底是不是汉奸，他哭丧着脸说：“都怪你们七步人，把我叫汉奸，叫来叫去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是不是了。”这话说得很真切很无奈，根本不像在开玩笑，红卫兵当时就信了。

大概在1980年前后，桃盛带着老婆孩子回安徽了。回安徽后名字改为盛桃。这是他逃跑之前的名字。老家人问他为什么逃跑？

他说：“对自己没信心。”

老家人也不懂他在说什么。

他说：“哎呀，怕自己做汉奸嘛。”

老家人一听，全都笑死了。

后半辈子，老家人称他为“桃先生”，偏不称“盛先生”。

“桃先生”不就是“逃先生”嘛！

桃盛和七步始终保持着密切关系，据说晚年的桃盛更多的时候生活在七步。一个关键原因是，七步人远比老家人更喜欢他的字。

5连有人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