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假如善不敌恶

……刹那间，他的沃尔沃无可挽回地撞上那辆黑色宝马。不仅如此，紧随在他后面的一辆红色福特也不能自制，以更高的速度猛冲上来……一场三车相撞的惨祸！牛曼的沃尔沃居中，最惨不忍睹。



第二天从医院病床上醒来时，他被警察告知：他酒后驾车造成重大事故，阿仑已在车祸中身亡！警察未加掩饰地向这个刚从死亡边缘回来的人通报，已经意味肇事者不值得太多同情。他们已有三方面的证据：

第一，他体内酒精含量超过限度百分之一，属于酒后驾车；

第二，他未给在后座的儿子系安全带；

第三，前、后两车的驾驶员都指认他失控。



得知阿仑的死讯，牛曼几乎又昏过去。此后三天不说话、不进食、不睁眼，只一遍又一遍地听见阿仑的声音：“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只看见他与爸爸玩捉迷藏的样子……一遍遍地重复着。多么后悔啊，后悔多少事情啊！……你要玩三次，爸爸竟讨价还价地只同意玩两次，说要赶回去工作。而你竟然同意了，以你两岁的理解力！你不会懂得爸爸的工作的重要性，但你懂得爸爸一定是不得已才离开你的……可那是不得已吗？是吗？是吗？……那时爸爸就感到愧疚，但总是想等这个项目完成后再来补偿你，总是假设将来会有许多时间的、会有许多时间的、会有许多……

巨大的悲哀把他与外界隔离了，像在真空中听不见任何声音，不管是医生护士的还是警察的。这对他不利，警察开始不耐烦了。他们先是把他的沉默看作是他无可辩驳而默认有罪。当他终于忍着悲痛和伤痛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时，他们已不相信他的陈述。一个警官对他说的“宝马车倒车”一说反复质疑：“你确定是这样的吗，教授？”

“我确定。”他确认了三遍。

这与宝马车的司机休斯先生的版本完全不同。休斯先生说当事故发生时他是在“减速驶出车道”。警方倾向于相信这一说法，认为牛曼是在编造故事为自己酒后开车造成恶性事故开脱。对于警察来说，发现牛曼酒精过量意味案件已解决了大半。酒后开车而闯祸是再熟悉不过的经典故事，而在高速的双车道上倒车是闻所未闻的海外奇谈。“难怪他三天一言不发，编撰这样的故事能不要时间吗？”一个警官对另一个警官笑道。

警察对酒驾者深恶痛绝，那些人没醉的时候也是醉鬼，说的话也是带着酒气而不可信的。有了如此“导向”，调查就对某些证据倍加重视而对另一些证据忽略不计。结果，警方以两项罪名起诉牛曼：酒后驾车和过失杀人。

在法庭上，公诉人W.帕瑞指出：“警方的调查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支持被告所说的‘宝马车倒车进入车道’。对宝马残骸的检查确认它处于第三进车挡而非倒车挡，这些都与休斯先生所说的‘减速驶出车道’相吻合。”

天知道，这家伙在出事的那一刻换了挡！

牛曼的辩护律师托尼·菲利浦虽然也很能干，但从撞烂的汽车残骸里寻找证据不是警方的对手。他只好强调牛曼的品行信誉来迂回辩护：“牛曼教授一贯品行端良、遵守法规。他对事故的描述也连贯自洽，没有任何编造的痕迹。他是酒精过量了，但只是百分之一，几乎在测量误差范围之内。而另一方面，虽然宝马被发现处在进车挡，但司机在事发当时变换排挡不是不可能的。”

公诉人立即反驳说：“这种说法显然没有根据。被告酒后驾驶是事实，百分之一过量也还是过量。如果每个百分之一都不作数的话，那么百分之百也就不作数了。此外，他不给他两岁的儿子系安全带也是事实，怎么谈得上一贯遵守法规呢？他总不见得说他儿子是在事发当时把安全带摘掉的吧？（人们未能完全忍住窃笑，还算及时止住了。）他的故事也显然缺乏可信性。休斯先生有三十年驾龄，无违章记录，事发当日没有喝酒，精神和身体都处于正常状态。试想，一个神志清醒的老司机怎么可能在双车道上倒车呢？”

是呀，陪审团成员都认为此说成立。他们也都开车，将心比心：除非疯子，谁会在双车道上倒车？常识战胜了。陪审团的面部表情表示牛曼已没有多少希望。

虽然还有一次庭审，法庭内外的感觉是大局已定。菲利浦越来越担心。他相信牛曼说的是实话，这是他从骨子里能感觉到的。不说别的，失去儿子这一项已把这个科学家摧毁殆尽，哪有心思来编什么故事？相反，他看出牛曼是这样一种人：若真是他造成的，他不但不会抵赖，还会希望受到比该受的惩罚都更重的惩罚来抵消内心的愧痛。但看来陪审团的观点已很难改变。若二罪并罚，将判三年监禁，这对这个刚刚痛失儿子的物理天才将是何等的雪上加霜！菲利浦感到必须尽力避免最坏的结果。他和检察官帕瑞在法庭内外打交道有不少年头，知道此人好胜，重视官司的输赢而不在乎刑期的长短。于是决定找他私下谈谈，发掘一下帕瑞所谓“人道主义”——此人对“以示怜悯”的雅称。从法律上说，这个案子对如何起诉被告本有一定的商量余地，因为阿仑的死虽和没系安全带有关，但究竟有多少关系是难以定量的。若检察官宽容些，可以只指控酒后驾驶造成严重后果，而不另行指控过失杀人。这就有可能把刑期从三年减至一年。

“你也是做父亲的，”在帕瑞的办公室，菲利浦看着检察官的眼睛说得言简意赅。他知道帕瑞有个八岁的儿子。

帕瑞果然有感触。他的儿子患有先天唐氏综合征，却是夫妻俩的掌上明珠。自生下那天起便百般照料，多少日日夜夜。他们似乎比那小生命更能感受他身上的一切。看到他笑一笑就是他们的节日，会翻来覆去地品味好几天。有这种切身的体会，他当然理解牛曼那种天崩地裂的感受。刚接到这个案子时，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谢天谢地不是我的儿子！这种庆幸感当然难登大雅之堂——比幸灾乐祸好不了多少，但又何尝不是人之常情？

“好吧，我可以人道主义一下，”帕瑞说，“但他不能嫁祸于人。如果他承认自己失控，落实了第一指控，我可以撤销第二指控。”

“成交！”菲利浦上去拥抱他，像一个天主教徒得到机会拥抱教皇。

菲利浦马上打电话给牛曼，劝他接受这个可以少判两年的安排，并教他如何改口。他知道有的知识分子会不屑这种交易，所以小心措辞，使“改口”这件事听起来既轻松又容易：“你只要说你以为宝马是在倒车，但在当时的光线条件下不能完全肯定就是了。”

“可我完全肯定啊。”

“我知道，可你……也肯定想多坐两年牢吗？”菲利浦对牛曼的固执劲大不以为然。“好好想想吧，教授！”他不悦地挂了电话。他不喜欢对客户用威胁的口气，但有时又必须这样，他比他们懂得什么是他们的利益。他还抱有希望：再给点时间也许这个天体物理学家会想通的，地上的事难道比天上的事还难理解吗？

牛曼当然要好好想想。这晚独自在家徘徊到半夜，仍不能决断。接受这个妥协当然是羞辱，但不接受就好些吗？两种选择是如此尖锐地对立，仿佛在轮流指控他：若妥协，就是苟且偷生、助谎纵恶；若不妥协，就是意气用事、虐待自己。虽已过了午夜，还是忍不住拿起电话向老友卡尔求助。

卡尔·卡尔教授是个古怪的诗人哲学家。他写的哲学诗不太像哲学也不太像诗，但很富有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