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假如善不敌恶

。牛曼喜欢他的不拘一格的思维，所以喜欢就重大问题与他探讨。然而，尽管豁达至哲学，卡尔也感到难以对此两难抉择给出意见。他两次向牛曼核实对情势的理解：“肯定没有希望说服陪审团了吗？”

“没有了。”牛曼沮丧地确认。

卡尔沉默了。要是这是其他人向他咨询，他会婉言拒绝参与。有些事情的选择是不应征求别人意见的，因为太残酷。谁能告诉你在危急关头去救你的母亲还是女儿？去保留一只手还是一条腿？但牛曼是太好的朋友，无法推辞。

“我需要时间考虑，明天早上答复你。”

“可是……”牛曼还想说什么，但卡尔已径自挂了电话。



早晨牛曼收到卡尔的电子邮件。方式如常，是一首诗：



当善不能战胜恶



善必然战胜恶

是一个没有根据的愿望

在自然界就没有根据

弱肉强食不是正义

如果历史是规律

规律不必是善

如果历史是偶然

偶然也不必是善



善不敌恶是普遍现象

文明也往往向野蛮投降

在妥协与毁灭之间选择

很难说什么是善，但至少

不要在汽车向你冲过来时

坚持你站在那里的权利

妥协是生存的智慧

生存是善的前提

而善，是艺术



牛曼当然理解卡尔的意思。“妥协是生存的智慧”，但我能否认自己的眼睛去为那个谎言做证吗？可是，毕竟是两年的自由……权当自己是瞎了、没看见行不行？可我没有瞎啊！他感到一种莫名的冲动，差不多就像要在汽车冲过来时坚持自己站在那里的权利。他问自己，自己是不是不够理性，希望发现自己确实不够理性而可以改正自己。但思考下来却发现自己非常理性：如果我去配合这谎言，我当然会鄙视自己，但权衡利弊这也许还能承受，俘虏或人质不是举手投降来保命的吗？人有时确实需要牺牲尊严来换取利益，问题是代价几何。别的不说，这个交易最糟的一点是我将无颜面对阿仑。他是已经葬在城外的墓地里了，但会永远在我心里……我这个父亲未能在他活着的时候保护他的生命，难道还要与加害他的人一起剥夺他最后的公道？难怪他爱说“原来如此”，他一定是知道有什么会发生而提早说出对这个世界的理解，特别是对他的父亲的理解……

他想了又想，一部分好像是代表阿仑在思考，好像那个小脑袋在他的脑袋里运转。他知道这些思考会跟随他一辈子，永远无法逃脱。所以，接受还是拒绝这个交易其实是在选择：多吃两年牢狱之苦还是承受灵魂的无期徒刑？要说理性的话，还有什么比这个计算更理性的？

当他向菲利浦摇头表示拒绝时，满怀期待的律师只好摇摇戴发套的头悲哀地承认：天才原来只限于某一方面，或根本就是以失去弹性为代价的！他把自己的失望表达得尽可能婉转：“我理解，教授。有的人是宁可输也要‘对’的。”

牛曼知道他说的“对”字是打引号的，但没有再解释。他不指望一个外人懂得他灵魂深处的计算，更不用说那神圣的父子联盟——那跨越阴阳两界的精神联合体。



正如所预料的，尽管陪审团对牛曼车祸的灾难性后果不无同情，还是一致就两项指控裁断他“有罪”。

菲利浦投向他的目光是同情和责备的混合，但不忍开口。

牛曼虽沮丧但并不意外。他情不自禁地回头看看休斯先生——那个唯一与自己共享真相的人。他想从那狡黠的小眼睛里证实一下他预料会出现的东西，就像证实对某种天体物理现象的预测。果不其然，他看到一丝带有罪恶感的成就感——一种庆幸战胜了事实的自豪，尽管如此隐约和隐蔽，仿佛只有真相本身能识别它。

他又转身看陪审团的人们。让他最不能忍受的是他们那种可怜他的神情，他知道应该是他来可怜他们！这世界就这么怪：要是你敢做那种蠢到让人不敢相信的特大蠢事，人们就会相信你没有做了。这些陪审团成员自以为有智慧判断真相，其实连愚蠢都识别不了。他害死我的儿子，他们却让我坐牢！

判处牛曼监禁三年，赫顿法官的判决词义正词严：“你违反法律、害人害己、罪有应得。我以所有受害人的名义，特别是你的儿子阿仑·牛曼的名义，判处你……”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法官要用这样的话来加倍一个人的痛苦，想必不如此便不能彰显正义。



牛曼要上诉，但菲利浦劝他算了：“陪审团的意见那么一致，说明全世界的看法都差不多。”但此话出口后觉得不妥——这不是劝人放弃少找的几个零钱或赖掉的小账，而是接受三年监禁，于是补充道：“不是我不想尽力，而是不会有希望的。你比我清楚，当无法在两种可能性之间判断的时候，人们只能拣概率大的去信。你在一百万人里也找不到一个在双车道上倒车的，你太走运了。”

牛曼知道此话不但对而且很科学。搞科学的人被科学搞了，有什么话可说？可还是咽不下这口气，他仿佛听见老伽利略四百年前那声倔强的抗争：“可它还是在转动啊！”——那是他在教会逼迫下答应签字放弃“地动说”时，仍不甘心而发出的一声冤啼。历史上有太多的真理被压制也是因为有太多的人没有坚持，基于如此悲情，明知无望他还是提出了上诉。

菲利浦的判断当然是对的，上诉法院裁定“维持原判”。

英国有一句老话：你可能一时地蒙骗所有的人，也可能永远地蒙骗一些人，但不可能永远地蒙骗所有的人。牛曼自幼从爷爷那里学得这似乎深刻的乐观主义，但现在看来那也只是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上诉法院的裁决是不可更改的最终结论，这意味人类永远摆脱不了宝马司机的蒙骗了。



牛曼入狱后不久，收到了琳达的离婚协议书。这似乎是情理中可预料的事：如果此前她已经不爱他，现在就有理由恨他——他使她失去了儿子。牛曼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始终没有提那些在脑子里盘旋了无数遍的问题。她当然欺骗了，也不像有悔过的样子，不然就不会把这次灾难全归罪于牛曼并趁机脱离关系了。人人都同情她失去儿子，全是被那酒后开车的丈夫害的……牛曼咽下委屈，没有就她对这场灾难的“贡献”提一个字。她也确实很惨，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追问其奸情，她肯定会抵赖，因为这后果是她无法承担的。既然如此，又何必去逼这个心中有愧的女人再多说一次谎？即便为自己着想也不该去讨那无趣，从自己吻过的嘴唇说出的谎话当然加倍恶心……但他又禁不住要想象：如果追问了她，她会怎样说？她会如何解释那些照片？这种想象的追问是出于好奇，就像他探索某些天体物理之谜一样——明知答案不会有任何用处也还是想知道它们。沿此思路，他甚至担心起她在这想象的审讯中会遭受的难堪，于是想帮她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最说得过去的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