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伴虎如伴君

当贝尔首相仍在为揣摩他的大臣们发愁时，他接到科技大臣的一份绝密报告。斯特劳报告了阅脑器的发明，并以三点理由建议他支持牛曼的项目：



1）阅脑器威力无比，有之将无敌于天下，不论于内政还是外交。

2）阅脑革命势在必行，而先行者将得以控制局面。

3）牛曼是通情达理的科学天才，政府的支持将确保其依法行事。



首相将报告连读三遍，兴奋得坐立不安：居然有这等事吗？那该是天意了！近来他正为大选前景忧心忡忡，也越来越优柔寡断。不论是副相人选的难以决定还是内阁洗牌方案的难以定夺，都难在人心太难捉摸。若有了这件宝器，那就什么都一目了然了……他欣喜无比，仿佛正在危险的黑暗中苦苦摸索时突然天赐明灯，让他看到一切——不，比一切还多！至于革命不革命的，只要大权在握就不怕它。于是立即召斯特劳来见。

斯特劳描述了阅脑器如何工作，以及自己如何试用的情况，只是略去了被试用的部分。“看思想就像看报纸一样清楚，百分之百地可靠，”他结论道。

首相睁眼竖耳地听着，恨不能马上拿到内阁会议上把大臣们的脑子一个个地看一遍，当场识别忠奸，除却几个月来睡不好觉的心头之患。

“若果真如此，何不请这位神仙来展示一下？”首相已表示得很明白：根本不存在欢迎不欢迎的问题，只恨没有来得早一点儿！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他对阅脑器的使用设了个条件。”

“什么意思？”

“他有一条原则叫公平原则，就是‘阅人者必被阅’。”

“是这样……”首相皱了眉。这个说法似曾相识，一时记不起在哪里见过……对了，那是关于防止核扩散的一个口头禅。一些有核国家冠冕堂皇的承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那不过是哄人家别搞核武器的好听话罢了，该用的时候找个借口还不是照用？但这个联想使他感到了阅脑器的分量。这内爆式武器的威力也许真不比原子弹来得小。只要想想自己脑子里有多少见不得人的东西，方方面面不计其数！经济上，主管曼城地区开发时收受贿赂、盗用公款；政治上，对同僚甚至朋友耍的阴谋、捅的刀子；私生活更不必提，那一长串情人、情妇，连名字都记不清了，最年轻的比孙女还小……不过，要是和挂在墙上的乔治勋章相比，这一切又都显得微不足道。在那个考究的上等乌檀木镜框里，一枚金光闪闪的功勋章正在注视着他，那是六十六条伊拉克人的性命……



那是在伊拉克南部的一个战役，贝尔上校的部队俘获了六十六名敌军，其中一大半是伤员。要把他们千里迢迢地带回巴斯拉可想而知多么麻烦，兵士们心里的不愿意更不必说。鉴于前不久美军羞辱战俘的丑闻，司令部又三令五申所有部队严格执行《日内瓦公约》。那《日内瓦公约》他没有细读过，听说有清规戒律一百四十多条。此刻他倒想研究一下，看看有什么空子可钻。譬如，把那些伤兵留在荒野里算不算“遗弃”？那地方当然没有印度虎或美洲狮出没，至少他没听说过。至于有可能遭遇当地的野兽或恶劣天气，谁能责怪英国军队不干涉“内政”呢？不幸的是他的那本英文版《日内瓦公约》已在厕所公务中用完了。虽说还有一本阿拉伯语的保存完好，裹着几层塑料袋藏在贴身的口袋里，那是替伊拉克人保存的——万一自己被俘就拿出来教育他们文明行事。现在当然用不上，阿拉伯文他一字不识。于是就上网查看英文版的《日内瓦公约》。查是查到了，那些条条款款看得他心烦。正在心不在焉地浏览，突然一首关于《日内瓦公约》的诗跳出来引起他的注意。那是卡尔·卡尔就美军羞辱战俘事件写的：



关于日内瓦公约



羞辱战俘的照片，让文明羞愧不已

于是去日内瓦，寻找尊严

一查方知，该把战斗延长片刻

战俘是人，敌人不是

战场上不必介意

子弹切入的部位、皮肉绽开的形状

金属和速度，只对物理学负责



日内瓦的人道，何如动物保护主义——

捕杀讲究逐鹿程序，吃肉注意咀嚼方式

而战争是

时间外的时间、空间外的空间

被子弹清点过的剩物，还指望什么？

只要战争是人权，死才是生的尊严！



对啊，战争就是时间以外的时间、空间以外的空间，常规管不了的！他感到大受启发，仿佛想找一个可钻过的空子却发现一扇可通行的大门！他马上召集军官们秘密开会磋商。在指挥营帐那昏暗的灯光中，他低声而激动地把《日内瓦公约》批了一通：

“你们不觉得这狗屁东西不公平吗？刚刚他们还在杀我们的人，现在我们抓了他们俘虏，就要把他们像祖宗似的供起来，不许这样、不许那样，一百四十三条啊！要是这几张纸要管人的事，为什么不早点管？为什么不禁止战争？因为它管不了！只能事后装模作样。不过，也是我们自己不好。要是我们多打几分钟，消灭干净，不是还提高战绩吗？我们他妈的太好心了！不过上帝保佑，我们还可以控制一下我们的时间的；只要把它拨回去那么一点点……”他停了停，用眼睛扫了部下一圈，像是在估摸他们的智力水平够不够听懂他的话，或是听懂了而赞成不赞成。估计他们的理解水平参差不齐，忍不住道破：“就这么说吧为了避免将来虐待俘虏的错误，我们改正先前接受俘虏的错误！”

意思已经再清楚不过。他的这个逻辑对于刚刚浴血奋战过的军官们来说是强有力的；他们有的正在受伤痛的折磨，有的正在为失去战友而悲愤。处于这种状态的人的思维和那些西装革履地坐在日内瓦湖畔呷着啤酒、高谈阔论人道主义的绅士们的思维大不相同。和他们讨论什么《日内瓦公约》就像同饥不择食的人讨论什么用餐礼仪、同衣不遮体的人讨论什么裤缝艺术。贝尔上校才不愧为体恤将士的指挥官，把话说到他们心里去了。于是马上做出安排。半夜里，他们告诉部队说战俘正在组织暴动，必须马上镇压。于是用机枪扫射战俘歇息的帐篷。这种目标大阻力小的“战斗”当然再容易不过。战俘们还在睡梦中，大都连喊叫一声都来不及就到了另一个世界。在有的文化中，死于梦中被认为是最倒霉的事，因为到了阴曹地府也只能说梦话。当然，也有现代派视之为安乐死的一种形式，可跻身于当下西方的热门话题。不论如何，贝尔上校的问题解决了。不到两分钟。

他获得了表彰勇敢精神的最高勋章，也是后来进入政坛的垫脚石。他由此意识到：功和罪具有绝对的可互换性，像阿拉伯数字的“6”和“9”一样取决于观察角度。他当然理解卡尔的逻辑：如果虐待战俘是不人道的，那么战争就更不人道。可那是和平主义的屁话！柏拉图已经说透了：只有死人能见到战争的终结。你想阻止不可能阻止的东西不是犯傻是什么？而他的“勇敢精神”正是敢于把卡尔的逻辑反过来用：既然战争是允许的，何不干脆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