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无赖经济学

自有阅脑器的帮助以来，首相已为备战大选打了三个胜仗：内阁的大洗牌、联经会的保席、宗教冲突的平息。但大选的形势依然严峻，因为经济不景气，这使财相难以给出一个像样的选前预算方案。

近年来经济增长缓慢，财政捉襟见肘。为了大选而采取的减税方案使情况更糟。保守党还趁机做文章，一反常态地批评公用事业投资不足，甚至借斯堪的纳维亚的数字来煽动公众的期望值。老百姓看到连保守党都抱怨公共设施不足了，相信情况一定很糟。民调显示：若不把公共支出提高百分之五以上，公众肯定不会满意。这就是首相要求财相格瑞格·浩尔在预算中达到的目标。

若真能既减少税收又增加公共投资，那岂不美哉？浩尔财相知道这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他给首相引用了一句中国人的俗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浩尔财相虽然又矮又胖，却是经济学巨人，曾以著名的“经济模式转型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Modle Conversion，缩写TEMC）获得过诺贝尔奖。这个理论的核心是把不同经济模式间的不可比性加以量化，从而调节经济管理因素的优先顺序。他对自己的理论坚信不疑，以至八年前离开伦敦经济学院而从政，希望把理论付诸实践。这举动本身有点儿书呆子气，好像是爱因斯坦要造一艘光子火箭来证明相对论。但一个诺贝尔奖得主要竞选个议员不是难事。对选民来说，他们本来就是选自己不认识的人，所以还不如选个名人。名人就是相对的熟人，且说话有分量，何乐而不为？不过，这个大经济学家并不是政治家的材料。他说话欠流利，又不善于周旋。被记者问得答不上来时还会口吃，总是从裤兜里拉出那两尺长的脏手帕来抹汗，把自己的狼狈相放到最大。然而凡事都有利有弊，首相恰恰就看中他的招牌大而政治不强的特点。对首相来说，自己的财相最好是名气大、看似独立而实际易于掌控的那种。浩尔就像是定制的一样再理想不过。

然而，这次首相要求他既减税又增加公共投资，他只能说不可能。所以首相请他星期天到切卡斯（首相的度假庄园）喝下午茶。显然是首相要说服他，于是他带了一箱的数据资料准备据理力争。他知道首相是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可是，你就是再霸道，世界上的事情总有可能与不可能之分吧？



茶上来了。但首相不要看浩尔带来的数字，而径自谈起经济学史来。他问浩尔：“从古到今的经济学家，你最佩服哪一家？”

这是什么问题？浩尔吃不准。但不等他回答，首相自己回答起来：“我最佩服的既不是亚当·斯密，也不是约翰·凯恩斯，而是一个没有钱也能吃饭的无赖。”

“哦？”浩尔把茶端到嘴边又止住了。经济学史他不可谓不熟，他是新编《经济学百科全书》的名誉主编，可他还没听说过有什么无赖经济学家。

首相继续道：“他走进麦当劳吃汉堡包，那里的牛肉汉堡和鱼汉堡都是五镑一个。他先要了个牛肉汉堡，然后说改了主意，要换成鱼汉堡。服务生就给他换了。不料他拿了就走人。服务生叫住他：先生，您还没付钱呢。他说：付什么钱？服务生说：您买了鱼汉堡呀。他说：这不是牛肉汉堡换的吗？服务生说：可您也没付牛肉汉堡的钱呀。他说：牛肉汉堡你不是拿回去了吗？还付什么钱？服务生想了想，可不是吗？就赶快道歉让他走了。”

浩尔忍不住大笑，差点儿把未及咽下去的茶喷到了首相身上。首相毫不介意，反而为这效果得意。

“这笑话是不错。”浩尔已感觉到首相有参照行事的意思，就说，“要是我们的反对党都像服务生那么傻就好了。”

“在诺贝尔奖得主面前，他们也不应该比服务生聪明多少。反过来说，要是你不能把他们搞得像服务生那样晕头转向，你这个诺贝尔奖的水平就不怎么样，不怎么样啊！”

浩尔虽然反应慢，但也听出了这恭维话的意思。他还没开口，首相又继续他的授课，好像他才是诺贝尔奖得主似的：“你看，经济学有一半是心理学。若人们相信房价要涨，就抢着去买房子，结果房价就真的涨了。你的模型转换理论开头把我看得晕头转向，这很好，让人晕头转向是你的本事！总算看明白了，不管对不对吧。但你应该好好利用它，创造性地利用，不是在书架上束之高阁。比如现在就是机会，可以显显身手了，显显身手了！”

“你是说……”

“嗯，你还要我教你？”首相像开导班上最迟钝的学生似的，“先用一个拿得出手的模型去赢取大选，当然也准备好一个实际的，待大选之后来他个模型转换。模型一变就没有可比性了，这不是你的基本思想吗？那就是政治上因时制宜，而数字上抓不住把柄，抓不住把柄啊！”

浩尔没想到首相对自己的模型转换理论这么熟悉，好像比自己还精通——竟能有如此“妙用”。看来他是要自己先做假账，然后赖账。他不敢相信这是堂堂首相会有的打算。会不会是首相误解了模型转换理论，从前不也有傻瓜把相对论误解为偷天换日术吗？作为理论的作者，他感到有责任解释：

“首相先生，经济模型和预算是两码事。公式是抽象的，而数字是具体的。你可以有a=b，但绝不会有1=2。要是我在大选前承诺增加教育、医疗、公交等部门的预算，大选后他们都会伸手来要钱的。”

“他们？谁是他们？只要大选赢了，所有的部门还不都是我的？他们伸不伸手、怎样伸手，都得由我定，由我定！”

“这……”

“只要我们能掌权，连数学都得听我们的！”言下之意是：何况经济学呢！

这话很彻底，浩尔也完全听明白了。不是首相懂不懂模型转换理论的问题，而是他要借用这个形式来掩盖造假，就像那个偷汉堡的无赖歪曲形式逻辑来掩盖强盗行为一样。两者的区别在于：那无赖没有要求亚里士多德替他偷汉堡，而首相却要他浩尔——堂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本人——亲自下手造假！天哪，一国财相在国家预算上做手脚的话，岂不等于教皇在圣殿上偷梁换柱？但这正是首相要他做的！

首相见浩尔犹豫盘算的样子，又加了一把火：“你看，我再干五年就退了。跟我把这五年干好，到时候接手。二十世纪英国出了个诺贝尔奖首相，二十一世纪也应该出他一个，出他一个！”

首相心里的接班人是斯特劳，但这种许愿的牌多出几次无妨。浩尔知道自己不是当首相的料，更不用说和空前绝后的丘吉尔相提并论了。然而一块诺贝尔奖金字招牌已使他不知不觉地在政界扶摇直上，升到财相地位；现在一个大选预算又造成首相亲口许诺接班的局面。看来运气这东西没有什么定律，来的时候你想躲都躲不掉，又怎能不引发当仁不让的勇气！野心是人的内在本性，平时你也许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到机会降临了就知道其实你一直在等待。把尼尔·阿姆斯特朗的登月名言套用到唐宁街的世界就是：从11号（即财政部）到10号（即首相府）是物理上的一小步，却是心理上的一大步！

“请首相指示。”他说。

首相面授了如何“一钱两用”的机宜。要义是“左手向右手借钱”，比如教育跟卫生借、卫生跟环保借、环保跟交通借，借他个天昏地暗，越乱越好。内部拆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