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劳接过来，不问是什么就把它放进自己的手提箱，好像放一个面包那么不经意。然后和浩尔握手道别：“明天议会见！”
但浩尔感觉到那手的力量，那不可能是别的而只能是人类情感。
斯特劳在车上接通首相热线：“看来他还清醒。我们下了棋，他理解……国王和兵士的关系。”
“你肯定吗？”首相问。
“这当然只可意会，但我……有把握。”
“嗯……那你等一等。”
斯特劳可以想见，首相一定是用手捂住话筒去与身旁的司高特紧急磋商。他用最大力气把手机紧按在耳朵上，屏息去听，可还是什么也听不到。肯定是那一头把话筒捂得更紧。电话里沙沙的电流声在告诉他：线路畅通而秘密不容知道。过了几分钟才又传来首相的声音：“好吧，那就……这样吧。”话音里带一丝不想让人觉察的犹豫。
首相和司高特的商议虽然短促，却是决定性的。
“你看斯特劳的判断靠得住吗？”他问司高特。
“如果……你判断他靠得住的话，就应该靠得住。”
“你是说……”
“是的，现在是非常时期，忠诚和野心都是会变的。”
“我知道你的意思：副相可能想趁机……但这次我不怀疑他，因为他知道这次危机是和大选相联系的，弄不好就是工党下台。那就不是他取代我，而是保守党取代我们。”
“既然这样，就好。”
“你是说不做什么了？”
“现在‘做’可能已经晚了。如果他们想搞鬼，那就已经把日记转移了。而如果他们不想搞鬼，我们采取行动反而会坏事——导致新一轮的调查。调查会改变事情的。”
“那……好吧。”
司高特庆幸首相没有看透他的“分析”其实是一个两面光的托词。他已经嗅出此时介入进去的危险。他知道斯特劳极能干，在当前情况下可以视为事情发展的晴雨表。无非有两种可能：斯特劳没有背叛首相或已经背叛了。如果没有背叛，那么他的判断就应是可信的。如果已经背叛了，那就更说明形势异常危险。在议会听证会的前夜派人去搜寻财相的日记，那风险非同小可。不说别的，光是财相家外面的记者们的长镜头就难以对付。就算得手，肯定会有调查，那自己就陷入什么“日记门”再难脱身。一旦形势吃紧，难保首相不把自己给卖了。他连财相都卖，何况自己这种地位低得多的人？所以，趁现在尚未卷入，金蝉脱壳是上策。当年父亲舍身救首相是因为当年的首相有救，而一个没有救的首相有什么好救的？
历史学家们往往喜欢讲阴谋故事而使历史有趣，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英国的政治命运其实取决于许多互不相干的计算。
次日上午，议会听证会座无虚席。
主席刚刚读完长长的听证程序，财相浩尔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拉响了他的政治炸弹。他在他的声明中承认了两件事：第一，财政预算中关于公共开支的承诺是假账；第二，他是根据首相的指示这么做的。
“你是说这是首相指示的？”主席问。
“是的。起先我反对了，但他坚持要这么做。”
听证会哗然。主席用了大力气恢复秩序，然后问：“你有关于这些谈话的证据吗？”
“我有一本日记。”
“在哪里？”
浩尔把一本A4大小的蓝皮日记递上。
按照一个棕色书签的引导，主席马上看到一段致命的文字：
……他要我做假增加公共开支，称为模型转换，实际上是通过内部互借达到一钱二用。我说大选后各部都会来要钱的。他说只要他在台上，部长都听他的，连数学也得听。他让我帮他干五年，就让二十一世纪也出一个诺贝尔奖首相。他主意已定，我不冒险也是冒险，或许更大。说不定是天意要我一搏……
顷刻间舆论哗然，所有的电台、电视台都中断常规节目来报道这一新闻。各家晚报也都改换了原定的头版安排而专题报道：
财相的日记炸弹
首相授意假账取胜
有的还配上他们的大幅照片。空前的政治大地震把英国人心灵的上层建筑狠命摇撼，至少在里氏七级以上。
首相回天无术，当晚宣布引咎辞职。他在唐宁街10号外发表简短的告别讲话，像一个不甘失败的预言家让结束语意味深长：“一个政治家就是再想服务也得服从民主的不对称：人民可以不原谅他而他不得不原谅人民，原谅人民啊！”
天晓得有多少人听得懂他所抱怨的不公平，说白了就是无法把人民赶下台！这也是船对水的古老抱怨。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人还没听说过“民主”这个词的时候，就已经用一个常识警告他们的帝王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根据规则，首相辞职后由副相为代首相，直到执政党选出新的领袖。斯特劳从贝尔手里接过唐宁街10号的钥匙时，本想说几句表示遗憾的话，但不知说什么好，因为感觉太复杂。回想起来，自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只能说是明智和运气的结合。在二虎相争的局面中自己选择站在阅脑器一边，这是明智也是不得已，不这样行吗？而首相没有把他卷进假预算的阴谋则属运气，要是卷入了，此刻就是另一番景象了……至于自己半明半暗地给浩尔打气、替他保存一晚日记，那是出于人道主义，更像援救一个快淹死的人而非政治图谋。总之，这些都只能算随机应变而非阴谋篡权，所以不必有多少愧疚。老实说，凭首相的歹毒无耻，现在就是幸灾乐祸一回也不算过分。当然，这不妥，好歹毕竟有些提携之恩。值此落难之际，自己就是装也该装出些同情来吧……可惜他在这方面的技艺还不到家，不能像贝尔当初那样能在上台的喜悦中挣出几滴眼泪来给前任送行。临了他只好握着贝尔的手说：“我很遗憾……”
“不必了，我是过来人，过来人啊！”贝尔苦笑道。有的话虽然只有自己能懂，但也还是忍不住要说出来才好受些。
代首相的位子也不是好坐的。工党的假账取胜使大选的合法性成为问题。虽然首相和财相已经引咎辞职，保守党仍威胁向法院起诉大选舞弊。
斯特劳向法务大臣夫克伦咨询政府所处的法律地位。夫克伦告诉他：如果政府能证明自己可以履行大选承诺，那么其合法性还可以维持。如果不能，选举结果就会受到挑战。这挑战无疑是严峻的。果真重新举行大选，一个刚刚因作弊而失去信誉的党几乎必败无疑。
“如果我们可以履行大选承诺，但采取的途径不在大选纲领中，又会如何？”斯特劳问。
“那要看这个途径是否正当、能不能被议会接受。”夫克伦说。
“我们有多少时间？”
“六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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