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解放“自由”

考林·豪沃的“今天已晚”是假，寻求对策是真。一回到议员们下榻的海军招待所——一栋紧邻会议厅的三层楼公寓式建筑——他立即召集影子内阁会议。虽然还没想好如何去反对议案，但肯定要反对，这是保守党的利益决定的。工党靠舞弊赢了大选，要是不能兑现其预算承诺就应该下台。现在半路杀出个阅脑器看样子要救驾，说是能提高效率几十倍！不论是真是假，牛曼的可行性报告像是头头是道，外加实物演示，三下五去二就掌握了局面。连我的人都给他叫好，他愤愤地想。这些笨蛋，被人家卖了还帮着数钱！那个还没来得及说的第四功能更不知是什么怪胎；失去隐私已经够可怕的了，怎么还能“解放自由”？自由还要解放什么？真是怪中有怪。幸亏我当机立断叫停，缓兵之计至少容我的智囊做一计议，不然让他一掳到底还不知是怎么回事。

可是，他的足智多谋的影子内阁也不知如何应对这个挑战，而是迅速分裂。有的视阅脑器为洪水猛兽，发誓决一死战；有的则为戒谎除恶的前景激动不已，甚至老泪纵横。但大多数是失魂落魄，拿不定主意。当赞成的和反对的各执一端，那会便开不下去了。

这种情况在其他各党也同样发生。于是有些人打破政党界限走串起来。和这个问题相比，通常的政见之别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种“立场重组”有点儿像电脑文件改变排列方式，比如从按时间排列改为按主题排列，但利益的计算要复杂得多。当晚最重要的重组是没有人料想到的：保守党领袖考林·豪沃和自民党领袖皮尔斯·鲍林结成联合反对派！这个联合阵线横跨左右两翼，阵容强大且扩展迅速。许多害怕阅脑器的人也纷纷集结门下；当然不说是害怕，而是挥动反对的旗号像一帮勇敢的斗士。

鲍林和豪沃联手的确像猫鼠结盟一样难以想象。鲍林是哲学家出身的左翼自由派，一向激烈抨击保守党。此人的面孔本来就长得比较矩形，再配一副方形镜框的眼镜，更显得棱角分明。保守党们害怕这个哲学佐罗的唇枪舌剑，仿佛他那副宽边眼镜后面的是双筒枪管对准了他们，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在射程之内。幸亏他的党比较小，在议会中势力有限。不过，今天豪沃有完全不同的考虑：大敌当前，他必须联合这个哲学家来对付牛曼。虽说自己也是律师出身、巧舌如簧，但这个题目太大太新太复杂，从生理到心理、从道德到效率，实在超出自己那点儿政治智慧。牛曼显然是有备而来，既有家伙又有哲学。相比之下，自己就像是坐在跷跷板一端的小毛孩儿眼看一个重量级的大相扑士正在抵达另一端——谁知那一屁股坐下去会把自己弹到哪里去！当他得知鲍林也持反对意见，立刻感谢老天保佑。这家伙是自由问题专家，写过厚厚的专著《保卫自由》。虽然自己还没想好从什么角度去反击阅脑器，但底线一定是自由问题。那机器不是二十四小时连转的思想监视器吗？做梦都逃不脱！辩论这样的题目，还有什么比这自由派哲学家更好的武器？还是全自动的！

可这里有一个困难。他和鲍林是宿敌不说，近来冲突尤其多。最激烈的一次就在上周的医疗改革辩论中。当时鲍林攻击他的方案是“无耻的虚伪”，他就狠狠地挖苦鲍林党小无权：“是呀，那些永远负不到责任的人当然可以不负责任地高谈阔论啦！”当时赢得一片笑声，鲍林的脸红得好像一个非法移民被问到了身份问题。但说话和吃东西一样，太满了是要噎着的。如此恶语相向的话音刚落，现在怎么好意思去找人家合作？岂不是拿刚刚打过人家耳光的手去跟人家握手言欢，有多少可能被接受？去了而被拒绝当然是够丢人的。派个中间人去捎话如何？不行不行，此事太重要，不宜请第三者。再说，谁也不比自己更胜任这样的高级斡旋……自己亲自去虽然显得丢脸，但丢丢脸也不一定是坏事。这个哲学家好胜，看到反对党领袖不顾脸面亲自来求救觉得有面子了，那不是提高成功概率吗？当然要脸皮厚，那有什么，完了事我还是做我的反对党领袖，说不定还……

他调整好心态，打了个措辞得当的腹稿，便前往自民党营帐。



到了鲍林处，也不顾哲学家的冷面孔有多冷，竭尽谦卑道：“你看，天下事大局为重。我建议我们捐弃前嫌，组成联合反对派，由您领衔担任主辩如何？”

鲍林本已被牛曼的报告激发起来，豪沃来不来请，他都是要发起进攻的。他对豪沃的建议虽然吃惊，但也马上看到一个好处：作为联合反对派的主辩，自己就可以有更多的发言时间。在议会辩论中，他作为第三大党的的领袖的发言时间比两个大党的领袖要少得多。每周三电视直播的首相问答会上，主要反对党的领袖可以提六个问题，而他只能提两个，算是和政党的规模成正经。这很不是滋味，往往言不尽意、意不尽兴；他感到自己像电影界那种无名气的二流演员——名字只配用小号字挤在片尾的长名单中一晃而过，连自己都来不及看清楚！要是发言时间是按水平高低来分配的话，他该分得的时间比他们谁不多？奈何民主就是多数压迫少数，公开的不讲理！这次辩论的意义重大，他有许多话要说；豪沃请他出任主辩就等于把发言时间送给他，正中下怀。此外，见豪沃这样低三下四来求也不失为一种享受。哼，我是永远负不到责任的人吗？他真想把那些羞辱话奉还几句，但还是顾全大局地忍住了。只稍卖关子道：“我看还是各人说各人的吧。”当豪沃更谦卑地恳求时，他就当仁不让地接受了。

豪沃咽下羞辱，也暗中高兴达到目的。



理发的看头、卖鞋的看脚，鲍林作为自由主义哲学家爱赛亚·柏林曾经的弟子，对阅脑器的第一反应当然是自由问题。洛克和密尔的传统自由主义把自由理解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即不受外部干涉。柏林谓之“消极自由”，与那种把自由理解为随心所欲的“积极自由”相区别。他认为消极自由才体现自由的本质，因此还提出“最起码自由”的概念：



应该有一个最起码的个人自由的领域，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受到侵犯。因为如果被侵犯，就会阻碍个体的自然官能的起码的发展而无以追求善、正义和神圣的目标。（爱赛亚·柏林：《两种自由概念》）



鲍林对其导师的理论十分精通，运用起来像在自己家乡开车一般驾轻就熟。他一眼断定阅脑器属于外部干涉，因此可以从三个方面驳倒它。



第一，干涉思想是侵犯自由。有什么比思想自由更起码的自由、比机器干涉更粗暴的干涉？

第二，超越善恶是放弃人性。道德感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只有在可选择的情况下听从良心才为道德人性。

第三，取消隐私是背离人权，人有保持内心安宁和与外界隔离的精神需要，这是现时代体现人格的权利。



他感到稳操胜券，像一个医生确诊了患者的肺炎而又有足够的盘尼西林在手头上。想着即将来临的战斗，兴奋得难以入眠。十多年前他写《保卫自由》一书，虽然奠定了作为柏林继承人的地位但影响有限。由于柏林的思想已被学界广泛接受，他的“保卫”有点儿马后炮的味道，销量还不到柏林经典著作的零头。内心深处他自认为贡献不比老师的小，奈何社会就是不公平和凭运气的。这年头什么都凭名气。图书封面上作家的名字比作品的名字大几倍，不是公然宣布“谁说的”比“说什么”重要？当代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