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解放“自由”

休想超过莎翁，当代作曲家休想超过巴翁，这种“不可超越性”还不是无客观量度领域的人为设定？在有客观量度的领域——不论是技术还是运动——不都是一代比一代强吗？哲学大概是处在有量度和无量度之间的什么地方……不过，看来历史还是有公平性的，阅脑器以如此的规模挑战自由，岂不正是自己冥冥之中期待的大显身手的时刻？“也许这就是我的布兰汉姆和特拉法格（Blenheim和Trafalgar是英国大败法国的两个著名历史战役）！”他想着笑了。这也是自己从政的好处，可以直接保卫自由，不像那些教授同事只能在刊物上发些没人看的文章。



S-岛经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秩序、秩序！”早晨辩论一开始，议长就宣布：“反对党领袖豪沃先生通知我，他已和自民党的鲍林先生组成联合反对派，并由鲍林先生担当主辩。如诸位所知道的，鲍林先生是哲学家。鉴于这场辩论的深刻性，我准了。”

会场起了一片议论。处于劣势的反对派特别受到鼓舞，好像装备精良的援军开到了。

“秩序、秩序！”议长继续道：“在牛曼教授继续他的可行性报告之前，联合反对派发言人鲍林先生想先说几句，我准了。鲍林先生！”

“谢谢您，议长先生，”鲍林的男高音信心十足。“牛曼先生的发明固然非同小可，但阅脑器对于人类究竟是美梦成真还是噩梦临头？这个问题要从人类价值说起。我这个人不喜欢引经据典，但在这里必须引两句熟悉的话来确认我们的价值。一句是《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一句是派崔克·亨利的不朽名言：无自由，毋宁死。这两句一起就是说，一个人从生到死的理由都在于自由，自由定义了人！”

“同意、同意！”许多人叫道。

“个体自由当然是有限度的：你挥动手臂的自由到碰到我的鼻尖之前为止。（笑声）我们在车站排队候车、在机场接受安检、在电影院里不说话影响别人，等等，都是为了不妨碍他人的自由而限制自己的自由。但自由主义原则是把这种限制降低到最小。思维的内在性决定了它绝不会妨碍他人自由，所以绝对没有必要被限制。思想自由不是可有可无的华丽假日，而是人的发展的必须。没有它，人既不能发展智慧也不能追求德行，因为德行是在自由状态下选择善。”

“同意，同意……”更多人叫好。

“思想自由的前提就是不受外界的干扰，”他继续道。“阅脑器会带来什么呢？思维可见，就是说我们的思想将无时无刻不在外界的监督之下，因此再没有独立思考。”

“同意、同意……”当常识遭到挑战时，人群会本能地抗拒。如果这时候有人为他们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回应，他们便极愿认同。谁都不愿意发现自己一贯以来都是错的。

鲍林继续道：“议长先生，欺骗固然是人类的恶疾，但对付它也正是生活的艺术、智慧的天职。为了防止欺骗而放弃自由，就像是为了不生病而放弃生命，这是放弃人的根本！（“同意、同意！”）这就谈到阅脑器的要害了，要害是放弃人性。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就是有关于善恶的道德感，就是有良心。牛曼教授说了阅脑器的许多功能，戒谎呀、除恶呀、信任呀、效率呀，似乎功德无量。但如果人不再是人了，变种了，这一切又有何用？这是我们人类愿意的吗？”

“同意、同意……”一片更广泛的呼应。从这呼应的强度鲍林知道自己已经扭转了形势，便不赘言。一个有经验的议会演说家知道如何根据会场的反应把握进退，而在高峰处打住往往给人大获全胜的印象。

议长请牛曼回答。

牛曼也读过柏林，当然也思考过阅脑器对个体自由的影响。卡尔认为他的观点“合理、深刻”。

“议长先生，”他开始道，“我谢谢鲍林先生引进了自由问题。这正是关系到阅脑器的第四个功能。自由的确是人类最重要的价值，但我的研究表明思维可见不是干涉自由，而是把自由从欺骗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哦……”议员们意识到自己正被带入一场哲学战役。通常情况下他们不会对空中楼阁的理论感兴趣，但这一回不同，关乎他们要生活其中的气候。哥伦布时代的大多数人也不必管大地是平的还是球形的，但在他的圣玛利亚探险船上的人就不得不管了。

牛曼继续道：“正如鲍林先生说的，自由意味摆脱外部干涉。但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广泛遭受的欺骗——政治的、市场的、社会交往各方面的——是不是外部干涉呢？比如你要买一张球票看世界杯赛，售票员告诉你售完了，其实他把票子留给票贩子了，你的生活自由是不是被干涉了？又比如你希望对事情做自己的选择，但商业广告或政治宣传以虚假信息来蛊惑你，你的选择自由是不是被干涉了？不久之前，这个议会投票批准了一场战争，但后来发现被告知的信息根本是不真实的，你的表决自由是不是被干涉了？”

“同意、同意！”有人叫道。

“议长先生，在民主时代，自由所受的干涉主要来自欺骗。这种干涉是如此普遍、频繁，以致我们习以为常了。我们以为享有的自由其实是一种幻觉，而不自由的痛苦才是我们应该感觉到的！专制也许强迫你做你不愿做的事，而欺骗还使你以为那就是你愿意做的，所以我们更痛恨欺骗。只有根除欺骗，才能把自由解放出来，实现真正的自由。”

议员们惊讶。从来都以为“自由”的敌人是专制压迫，但谁能否认它到处被欺骗所阻碍这个事实？谁能否认摆脱欺骗对于实现自由的必要性？他们把目光投向鲍林，但鲍林没有接话。

“议长先生，”牛曼继续道，“思维可见将取消恶的可能性，因而使‘不损人’这个基本道德要求成为本能。这是不是如鲍林先生所指责的‘放弃人性’或‘改变人种’呢？当然不是，除非哪一位的人性里只有邪恶。（笑声）传统哲学用性善性恶的概念来定义人性，但争论了几千年也说不清善恶的来龙去脉。阅脑器使人变好的机制说明：恶的可能性就是趋利避害的本能在思维不可见条件下呈现的态势，思维一旦可见就消除了这种态势。”

“同意，同意。”一些听懂了的人兴奋地叫道。

“消除了恶的可能性当然就进入超越善恶的后道德时代，这有何妨？为什么要担心道德感无事可干或随之消失呢？肿瘤医院是为了对付癌症，如果有朝一日有了一种根除癌症的灵丹妙药，我们有必要担心肿瘤医院无事可干吗？从法的角度看，各位作为立法者为什么要维护法被违背的可能性——担心法的自动实现呢？那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

“同意、同意！”听懂了的人都笑起来。似懂非懂的人又把目光投向鲍林，这样的论点只有专家能对付。

鲍林当然完全懂，只是没想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原以为“自由”这把尚方宝剑是紧握在自己手里的，不料牛曼把它夺了过去还反劈过来：把阅脑器展示成对自由的“解放”！他不得不承认：欺骗的确属于对自由的“外部干涉”，而消除恶的可能性也并非放弃人性或改变人种。自己过去经常提醒学生要避免把经典概念用于非经典现象，今天却恰恰没有从“欺骗压迫自由”这个非经典角度考虑问题，致使马失前蹄……不过，他的哲学底子厚，要想抵挡一阵还是有办法的。牛曼的论证虽然有力，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