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到难以有充足的理由来反驳。可是，自己父亲的？那几乎快有乱伦的嫌疑了。想来想去觉得难以接受，况且，这对今后生活而言是太大的责任和太大的秘密。实在要这么做，还不如实话告诉了珍妮，那就至少是共同的决定。
但拜特医生坚决反对这么做：“那才是太危险呢，太愚蠢的危险！你想想，要是她不同意，你怎么办？而且不仅不同意，要是她再提出一个你不能接受的反建议你又怎么办？”
“什么反建议？我倒希望她拿个主意。”
“真的吗？要是她建议用维克特的呢？……”
“闭嘴！你……”他不敢相信拜特竟会想得到这种噩梦般的可能性。可是，他又不得不承认那的确是可能的。根据维克特的优秀身体条件以及所居的特殊地位，这个解决方案就不但是可能的，简直可以说是合理的——既理想又现成。那时怎么办？真要那么办了，那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三位一体，而自己是局外人！绝对不行！就是用猩猩猴子的也不能用他的！如此一想，斯特劳的方案果然好一百倍不止。
于是，似乎不可想象的事情不仅想象了，而且发生了。
光阴似箭，转眼十八年过去了。仍然只有三个男人知道这个秘密，而珍妮和其他人都没有起过任何疑心。此事还带给鲍林一个积极的副产品：他努力多年未成功的戒酒工程也因此成功了。因为这次的动力非同寻常——他绝对不能把这个顶级秘密给“酒后吐真言”了，所以背水一战，发愤图强地把酒戒了。总之一切顺利。偶尔有人评论说这孩子长得像爷爷，那有什么？完全符合公认的隔代遗传原理。诚如拜特所说的，唯一的问题是鲍林自己的观念方面。十八年来他每天要说服自己：这个从遗传上说是自己的兄弟的伽师是自己的儿子、儿子、儿子……拜特医生几乎说对了一切，只是没想到软件也可以是很硬的。
说是说谁家的柜子里都有见不得人的事，但见不得人的事与见不得人的事不同。这件事若暴露出来当然不是闹着玩的，珍妮会怎么反应？她可以认为二十年的共同生活只是一场骗局。伽师的反应可能更可怕。虽然难以预测，但肯定不像十八年前的那个精子那样任人摆布了！这个学徒哲学家可能会从许多方面提出问题：生物学的、社会学的、生物社会学的、心理人类学的……天知道他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要是他决定断绝关系呢？或者更可怕，比如去自杀，或者来杀我——这个剥夺了他父爱的半兄弟不该杀吗？这种可能性不大，但并非没有。这个家能经得起这些可怕的可能性吗？……阅脑器固然了不起，但值得我拿全部生活去冒险吗？……可是我已经宣布了支持的立场，还让全场起立致敬了，那东西也不带退还的吧？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再改变一次立场像话吗？……
正在这时，他的思索被电视里传出的阵阵笑声打断了。电视处在低音状态，但笑星密立根引起观众不可遏制的大笑提高了音量，富有诱惑力。鲍林也是密立根迷，因为这家伙的幽默笑话往往有出其不意的哲理，于是他把音量调大听听是怎么回事。原来是说一位苏格兰的老太太如何对付两家营养品公司的广告。老太太已高寿一百零八岁，还能自己打理花园、上街购物，并用自己的牙齿吃开心果。两家生产营养品的公司就争着拿她做广告，都说她是吃了它们公司生产的补药才这么硬朗的。各自还深入到她的庞大的后代亲属团中去，从而援引某些人的某些话作为证据。于是BBC派了个记者登门采访老太太。
“老人家，您到底吃了哪一家的补药呢？”记者问。
“我还没决定呢。”老太太说。
“还没决定？”记者听不明白。
“我的律师在和两家谈判。”她放低了声音说。
“谈判？”
“就是看看哪家出的多。”
“哦……”
“我正在等他的电话，可你已经来了。”
鲍林笑得喷饭，但感到很受启发。人的本性呀！她可以老得搞不清时空逻辑而对利益逻辑依然清清楚楚。她大概哪家的补药也没吃，但既然他们利用她做广告，她为什么不让自己的回报最大化？再看看我的问题，即便对一个想穷究真理的哲学家来说，为一个理想而毁掉生活是明智的吗？再说，谁会没有秘密、不怕暴露？结果势必没有几个人会支持阅脑器，没有人愿意让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
也就是在这时候，他接到斯特劳的电话和他商量明天投票的事，所以一口回绝了。
斯特劳在电话中被弹回后感到形势不妙。若不能说服鲍林，还指望多少自民党的支持？那样的话议案就没有希望通过。不行，得找这哲学家面谈。这家伙是块材料但太不稳定，一日几变。是什么使他又变卦的呢？既然他这么能变，若邀请他出任文化大臣，是不是再变得回来？……
斯特劳敲响鲍林的门时，哲学家已换上睡衣准备就寝。他勉为其难地请代首相进来。“我知道你不会放过我。”他像准备好了斯特劳来找麻烦。
“你料事如神，可变化多端啊，”斯特劳和颜悦色道，“不过，我刚才打电话其实有两件事，你没听我说完就挂了。”
“哦？第二件是什么？”
“想请你出任文化大臣，如何？”斯特劳注视他的眼睛。
“公然行贿？”鲍林似乎不为所动，但不能不说有点儿高兴。
“谈不上，就算向哲学家行贿，也得用真理不是？这事我考虑很久了，和投票无关，”斯特劳诚恳地说,“内阁没有人及上你的渊博。共和国不需要学者，我们联合王国需要的。”
鲍林会心地笑了，他当然知道斯特劳在借用法国大革命的一句名言。当时著名的化学家拉瓦锡——氧的发现者——因贪污罪被判了死刑，他向革命党的法官请求让他做完一个重要实验再杀。法官说：“共和国不需要学者。”就把他送上了断头台。鲍林很欣赏代首相此刻用这句话有一举数得的机智：既为请他出山提供理由，又提醒他“革命”的可爱和可怕。知识分子容易被较高的智慧打动，有点儿像思维的“性高潮”——一种与高智力嬉戏对决的快感。他感到盛情难却，至少应该提供些建议作为回报。他把眼镜在鼻梁上推了推说：“你要知道，其实，有没有我这一票，明天这议案都是通不过的。”
“为什么？从辩论看来已经很得人心了。”
“辩论归辩论，辩论结束以后呢？从那时到现在，从现在到睡觉的时候，再到明天早上，所有这些时间里人心都在变化，而变化都朝着一个方向：从积极到消极，再到更消极。”鲍林来回踱步，像在课堂上讲课。
“这么说根据何在？”
“普通心理学。看见一个孩子掉进河里，每个人都同意应该去救，也有许多人跑着叫着，但很少人跳进水里，有个把就不错了。这就是革命的‘瓶颈’：不论起初人们多么兴奋，一旦意识到会对他们的生活带来危险就缩回去了。”
斯特劳很吃惊，但不得不觉得有道理，就请他继续。
“大概没有什么革命比这一个更厉害，瓶颈当然也更厉害。每个人都有些秘密吧？只要其中有一个他认为绝对不能暴露，他就会投反对票。”
“可是，人们就不能为长远利益投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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