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哥伦布竖蛋

/>
“当未来还不确定的时候，人们宁可选择安全。你读过罗尔斯的《正义论》吗？”

“很多年前读过，不怎么记得了，”斯特劳不想显得太无知。

“但你一定记得他说人是怎样选择社会原则的。假如人们处在初始的无知状态，不知道自己和别人相比是较强还是较弱，而又必须就两类社会原则做出选择：一类是有利于强者的，另一类是有利于弱者的。他们会怎么选择？他证明他们会选择后者，因为万一自己不属于强者的话也还有基本的安全。”

“是的，人不拿基本安全去冒险，”斯特劳点头道。

“没人敢肯定阅脑器究竟会带来什么，但人们知道有些秘密的暴露可能毁了他们的生活。你见过谁没有秘密吗？所以大多数人不会赞成的。”

斯特劳沉默了。鲍林已经说得很清楚：瓶颈问题不是一个党派利益问题，而是每个人都害怕被暴露，是个人利益问题。

“这么说，你也有瓶颈了？”他半开玩笑地问。

“我……当然也有。”鲍林不得不支持自己的理论。

“那就没办法了？”

“嗯……”鲍林欲言又止。他其实想过一个点子，但还在犹豫是否该指点斯特劳。自己既然不支持议案，指点他就等于是教对手如何接自己的发球。不过，斯特劳真诚期待的神情让他不得不说：“也许……有一个权宜之计。”

“嗯？”

“修改一下议案，承诺不对议员使用阅脑器。”

“什么？这是立法……”

“正因为是立法，你需要立法者同意，而他们不感到安全就不会同意。”

“这……”

“我知道这不公平，但政治就是现实大于公平的玩意儿。”

斯特劳完全懂鲍林的意思，而且知道这个貌似荒唐的建议不无道理。政治上的许多事就是明知不光彩也不能不做的，而政治家往往就是要不知耻地为之辩护。赌博显然有害，但国库需要钱而老百姓又不愿多交税，所以就办国民六合彩进行大规模赌博，还美其名曰是为了“文化建设”。天哪，有什么比培养成千上万个赌徒更破坏文化建设的？当文化大臣自豪地宣布某某大剧院、某某音乐厅由六合彩赞助建成时，她很清楚那不光彩的代价，那里的每一场演出——不论是莎士比亚的戏剧还是贝多芬的乐章——都是那些赌博成性者的人生悲剧，是他们被毁掉的家庭和生活！同样，吸烟显然有害，但烟草业的税收对国家财政非同小可，所以要变着法地保护它。国内的反对太厉害了就支持其出口，好像第三世界的肺都是防癌的。可以想见，这种时候贸易大臣具有的外贸心理一定和外交大臣鼓吹的民主理念相反——巴不得那些国家的民主越弱越好，弱到不足以阻止政府进口香烟。就连出售军火给非洲那些胡作非为的军阀也找得到理由：我们不卖人家也要卖的，还不如我们先赚些钱再拿出个百分比来援助非洲。的确，不论是对炸断的肢体做截除手术还是战后兴建墓地的工程都是慈善事业。凡此种种，不都是好政治吗？虽然立法而把立法者除外的事不多见，也不是绝无仅有。中国的皇帝早在两千年前就知道怎样“刑不上大夫”。近期的英国议会也有类似做法，如议员们把自己划到了《信息自由法》的范围之外（以保护与选民的通信为由，议员可以不公布财务）。有这些古今东西的先例，鲍林的献计当然不是不可以考虑的。阅脑器是如此改变世界的大革命，用什么手段能算过分？以斯特劳对政治的老到，他此刻担心的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是如何绕过牛曼的“公平原则”。

“谢谢你的建议，让我考虑一下。”他和鲍林握手道别。

“没问题。”鲍林这句随口话使两人都笑了，此刻有的只有问题。



斯特劳在走廊上遇到行色匆匆的内务大臣霍姆。

“我正在找你呢，”霍姆忧心忡忡地说，“情况不好，大党鞭说后排（即未在政府任职的议员）很多人不确定。估计有二、三成。”

“那么多？那前排呢？”

“也不乐观。”

“那你呢？”

“我？我……也还没决定。”霍姆脸红。

看得出他也有他的“瓶颈”。斯特劳不想让他难堪，苦笑着拍拍他的肩说：“知道了。”让他通过。

斯特劳虽然猜到霍姆也有秘密，但要是知道他的最大秘密是什么，大概就不会去拍他的肩膀了。霍姆年过半百但还是只身一人，通常的看法是他对政治的全身心投入而顾不上私生活。人们哪里晓得，他和他那从不更换的司机保罗的私生活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难怪那些漂亮秘书小姐们的搔首弄姿或暗送秋波全不管用。她们有的为他的岿然不动愤愤然，有的还悲剧性地怀疑起自己的吸引力来。这倒不是他存心害人，而是她们的想象力太狭隘，不敢往这方面去猜想一位重量级的政治家。虽然二十世纪的人权运动已为“同志”们争得不少权利，社会的歧视仍若明若暗，以致多数人还是不敢公开。就保密而言，霍姆当然做得很到家。身处高位、备受媒体监视却仍能滴水不漏，大概也应用了守护顶级国家机密的技术，而大臣专用车的挡光玻璃当然把两者一并保护了。他深知现实无情。尽管人们嘴上说得好听，要是真的公开了，人们听到他的名字时的第一反应就不再是“内务大臣”，而是……

斯特劳回到房间，更为形势担忧，瓶颈理论好像正在他眼前展开为现实。他似乎看见人们在各自考虑自己最坏的秘密——政治的、经济的、私生活的，然后殊途同归地反对阅脑器。谁能怪他们？看来唯一的办法是采取鲍林的建议：以不平等立法让议员们放下心来。问题是如何说服牛曼。让此人妥协显然也不容易，据说当年他宁可多坐两年牢也不肯和检察官做个小小的交易，怎么肯大规模放弃公平原则？但必须让他妥协！若议案通不过，后果不堪设想。一旦那技术流入社会失去控制，谁知会发生什么？可怎么才能说服他……

正想着，一束汽车灯光扫过他的窗户。从窗子望下去，只见一辆军用吉普驶到营区门口停下，下来几个士兵，那是卫队换岗。这军事氛围使他想起了牛曼的“和平原则”，顿时心生一计。考虑片刻后，决定马上去拜访牛曼。



斯特劳随牛曼进到客厅。正要说明情况，见安从卧室出来，也穿着睡衣。斯特劳还是第一次看见她的临睡状态，光泽的黑发把颈项衬得分外白润，令他心跳……赶紧把目光在他们之间平均分配以示公务：“真对不起，这么晚打搅你们。”

“要是来吃晚饭的话是太晚了，”安笑道。她把斯特劳让到靠窗的单人沙发上就座，自己挨着牛曼在长沙发上坐下。

“情况不好……”斯特劳声音沉重。

听了斯特劳的讲述——从鲍林的反复到他的瓶颈理论，再到大党鞭对投票形势的判断——牛曼意识到了情况严重。原以为一旦人们理解了阅脑器戒谎去恶的意义，大多数人都会欢迎革命。过去的一年虽有周折也还算顺利：凭一器在手过关斩将，他们进入了权力中心，还得以向议会做可行性报告。可是，要是立法不成的话，一切都枉然。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虽也不理想，但……”斯特劳呈欲言又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