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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有失必有得。这个事故使詹姆斯意识到:有时人们说谎是那么自然,连自己都不知道在说谎。人们知道在什么场合“应该”说什么话,所以就那么说了,像条件反射。例如,尝了太太做的菜你总是说:“味道好极了!”哪怕那里面多放了三倍的盐。打开圣诞礼物你总是说:“这正是我想要的!”哪怕心里在为如何处理它发愁。戒谎器真是敏感,连这些不由衷的话也都要发出警告,逼你非百分之百地诚实不可。这使他想到,保守党政策中有许多冠冕堂皇的套话都非真实想法,会不会也被阅脑器识别?为了检验,他让助手保尔·阮岸就保守党的政策问题向他提问。果然,每当他想按新策略的套话去回答时,就会触发戒谎器。
阮岸问:“我们为什么要减税?”
他想说“为了减轻工人负担”,但戒谎器响了,于是说:“为了促进投资。”
阮岸问:“我们为什么要引入私营医疗?”
他想说“为了减少等候时间”,但戒谎器响了,于是说:“为了实现竞争。”
阮岸问:“什么是保守党的经济方针?”
这次他决定不按新策略而按自己的理解来回答:“用竞争来发展经济,被淘汰的是铺路石子。”戒谎器没有响。
詹姆斯就威尔岛的竞选准备工作向总部提交了报告。他把保守党的形势归为三点:
1. 政策必须说实话(因为有阅脑器)
2. 但说了实话就得不到多数的支持
3. 要想得到多数支持就得改变政策
考林·豪沃在他的伦敦别墅里读了詹姆斯的报告,大不以为然。马上打电话去质问:“改变?那我们还是不是保守党了?”
“你知道我们的政策不是为多数人的,但号称是,这在这里行不通。”
“嗯……”考林想起他弟弟说话的地方不由打了个寒战,幸亏那机器还不能通过电话起什么作用。“那你打算怎么做?”
“牛曼教授建议成立一个新的党……”
“什么新的党?”考林像被蜜蜂蜇了一下。
“统计党,就是完全基于民意统计来制定政策。”
“荒唐,民意是不变的吗?”
“那我们就跟着变,变化的大多数。”
“我们?谁是我们?政治家还是数学家?”
“是得靠搞统计的和搞民意调查的专家帮忙,牛曼教授说要政治学术化。”
“嗯……”考林没有马上接话,约有十秒钟的沉默。声音回来时已不那么挑战性了:“看来你已经很‘牛曼化’了。你在考虑成立这个党是吗?”
“我们在……商量。”詹姆斯有点儿紧张,准备迎接哥哥的震怒。
但考林没有发怒,而是善解人意地说:“唉,你要是相信,就不妨试试。世事无常,我也不敢说一定会怎样发展。要是这个世界注定要被阅脑器统治,你先走一步也许不是坏事。”
詹姆斯很吃惊,但松了口气。看来考林已从一家人的角度全盘考虑形势的变化,就是让兄弟俩分别把守两种可能性。
“不过,”考林道,“你要赶快把工作移交给谢伯特。威尔岛这个基地我不能放弃。”谢伯特是考林在威尔岛的亲信,是接手詹姆斯的当然人选。
詹姆斯很感动。哥哥没有责怪自己不忠,反而从兄弟角度考虑答应了自己。这对一个“变节者”来说只能意味一件事:在交接问题上不能再对不起哥哥。“我一定做好移交。谢谢你!”
“不必谢,我们是兄弟。”
其实的确不必谢。考林的思路很清楚:既然詹姆斯已三心二意,就该让他尽快离开,只有傻瓜教皇才会让一个不信教的人当大主教。所以他顺水推舟,连假装挽留都不想做,而是想出个“兄弟分工”的美谈促他快走。詹姆斯的内疚和感激又正好确保顺利移交。至于什么统计党,那没啥好担心的。一个新建立的小党能在英国政治中有什么分量?每年来来去去的恐怕几十个不止,一个能举足轻重的政党要花上百年的功夫打造。
由詹姆斯·豪沃牵头的“英国统计党”在威尔岛诞生了。它宣称没有意识形态,只遵循民意统计。这种政党只有在网络时代才成为可能。
网络时代的许多事情出乎意料,这个古怪的小党的迅速发展也是如此。除了因为它的无意识形态立场颇得人心,詹姆斯的助手阮岸发明的网络统计技术起了重要作用。阮岸是个电脑工程师出身的统计专家。他把网络统计技术用于提高政治敏感度,开发了一个功能强大的民意调查软件(OPP)。这个系统能及时从民调中发现有意义的问题而自行反馈,做出深层调查,从而把民调变成和公众的连续对话。他由此发现了传统政党忽视的一些重要政策问题,并把它们作为统计党的切入点。其中“司法改革”一项最为成功,成为统计党一鸣惊人的转折点。
事情起因于一轮民意调查,有两个选民鸣冤,对司法制度表示严重失望。先是一位工程师,他遭到一个开发商的掠夺却不敢打官司,因为与实力雄厚的对手较量经济风险太大。后是一位女教师,她明明受到房东的伤害却打输了官司,因为她请不起有能力的律师。阮岸认为,一个人在民调问卷上喊冤多半是有冤无处喊,于是亲自上门调查。在此基础上就司法公正问题发出新一轮问卷。公众的强烈反应证实了他的判断:昂贵的司法费用已使许多人要么不敢打官司,要么打输了该赢的官司。这当然是个严重问题。二十世纪的社会进步主要在于确立平等人权,这体现在共享必要的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国民医疗等。可是,直接关系社会正义的司法服务没有纳入其中,律师服务是只有少数人买得起的商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其实只剩下语义学的正确性,因为不能平等到达法律面前的人不在其列。于是统计党提出建立和国民医疗服务同样性质的“国民司法服务”。这得到广泛赞同,都说贝弗里奇的福利国家制度缺失的一块要补上了。
统计党的只听民意的立场使传统政党相形见绌。加上牛曼为它助威,这个小党在威尔岛的民意支持迅速攀升,很快就与两个大党旗鼓相当了。威尔岛竞选呈现三足鼎立局面,保守党和工党都感到了威胁。
工党方面,斯特劳发现自己一度太轻敌了。他本以为自己大权在握,又和牛曼交情不一般,可以稳操胜券。现在看来形势不容乐观,就赶紧打电话给牛曼:“教授,你怎么老给统计党出谋划策而不管我们呢?”
“我有我的战略,”牛曼不理会他的撒娇口气,“政治学术化势在必行,但你们大党的历史包袱重,船大难掉头。统计党小而新,没有包袱,宜先行一步。”
哼,他倒会计算,斯特劳心里说,但没敢争辩。他知道牛曼的目标是革命,不论是往日的交情还是当下的地位都影响不了这家伙多少。自己只有表示理解,方能保持交情。于是说:“理解、理解。不论哪家赢了选举,政府都会支持试验区的。”
“这就对了!”牛曼笑道。
保守党方面,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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