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小小统计党

凡事有失必有得。这个事故使詹姆斯意识到：有时人们说谎是那么自然，连自己都不知道在说谎。人们知道在什么场合“应该”说什么话，所以就那么说了，像条件反射。例如，尝了太太做的菜你总是说：“味道好极了！”哪怕那里面多放了三倍的盐。打开圣诞礼物你总是说：“这正是我想要的！”哪怕心里在为如何处理它发愁。戒谎器真是敏感，连这些不由衷的话也都要发出警告，逼你非百分之百地诚实不可。这使他想到，保守党政策中有许多冠冕堂皇的套话都非真实想法，会不会也被阅脑器识别？为了检验，他让助手保尔·阮岸就保守党的政策问题向他提问。果然，每当他想按新策略的套话去回答时，就会触发戒谎器。

阮岸问：“我们为什么要减税？”

他想说“为了减轻工人负担”，但戒谎器响了，于是说：“为了促进投资。”

阮岸问：“我们为什么要引入私营医疗？”

他想说“为了减少等候时间”，但戒谎器响了，于是说：“为了实现竞争。”

阮岸问：“什么是保守党的经济方针？”

这次他决定不按新策略而按自己的理解来回答：“用竞争来发展经济，被淘汰的是铺路石子。”戒谎器没有响。



詹姆斯就威尔岛的竞选准备工作向总部提交了报告。他把保守党的形势归为三点：



1. 政策必须说实话（因为有阅脑器）

2. 但说了实话就得不到多数的支持

3. 要想得到多数支持就得改变政策



考林·豪沃在他的伦敦别墅里读了詹姆斯的报告，大不以为然。马上打电话去质问：“改变？那我们还是不是保守党了？”

“你知道我们的政策不是为多数人的，但号称是，这在这里行不通。”

“嗯……”考林想起他弟弟说话的地方不由打了个寒战，幸亏那机器还不能通过电话起什么作用。“那你打算怎么做？”

“牛曼教授建议成立一个新的党……”

“什么新的党？”考林像被蜜蜂蜇了一下。

“统计党，就是完全基于民意统计来制定政策。”

“荒唐，民意是不变的吗？”

“那我们就跟着变，变化的大多数。”

“我们？谁是我们？政治家还是数学家？”

“是得靠搞统计的和搞民意调查的专家帮忙，牛曼教授说要政治学术化。”

“嗯……”考林没有马上接话，约有十秒钟的沉默。声音回来时已不那么挑战性了：“看来你已经很‘牛曼化’了。你在考虑成立这个党是吗？”

“我们在……商量。”詹姆斯有点儿紧张，准备迎接哥哥的震怒。

但考林没有发怒，而是善解人意地说：“唉，你要是相信，就不妨试试。世事无常，我也不敢说一定会怎样发展。要是这个世界注定要被阅脑器统治，你先走一步也许不是坏事。”

詹姆斯很吃惊，但松了口气。看来考林已从一家人的角度全盘考虑形势的变化，就是让兄弟俩分别把守两种可能性。

“不过，”考林道，“你要赶快把工作移交给谢伯特。威尔岛这个基地我不能放弃。”谢伯特是考林在威尔岛的亲信，是接手詹姆斯的当然人选。

詹姆斯很感动。哥哥没有责怪自己不忠，反而从兄弟角度考虑答应了自己。这对一个“变节者”来说只能意味一件事：在交接问题上不能再对不起哥哥。“我一定做好移交。谢谢你！”

“不必谢，我们是兄弟。”

其实的确不必谢。考林的思路很清楚：既然詹姆斯已三心二意，就该让他尽快离开，只有傻瓜教皇才会让一个不信教的人当大主教。所以他顺水推舟，连假装挽留都不想做，而是想出个“兄弟分工”的美谈促他快走。詹姆斯的内疚和感激又正好确保顺利移交。至于什么统计党，那没啥好担心的。一个新建立的小党能在英国政治中有什么分量？每年来来去去的恐怕几十个不止，一个能举足轻重的政党要花上百年的功夫打造。



由詹姆斯·豪沃牵头的“英国统计党”在威尔岛诞生了。它宣称没有意识形态，只遵循民意统计。这种政党只有在网络时代才成为可能。

网络时代的许多事情出乎意料，这个古怪的小党的迅速发展也是如此。除了因为它的无意识形态立场颇得人心，詹姆斯的助手阮岸发明的网络统计技术起了重要作用。阮岸是个电脑工程师出身的统计专家。他把网络统计技术用于提高政治敏感度，开发了一个功能强大的民意调查软件（OPP）。这个系统能及时从民调中发现有意义的问题而自行反馈，做出深层调查，从而把民调变成和公众的连续对话。他由此发现了传统政党忽视的一些重要政策问题，并把它们作为统计党的切入点。其中“司法改革”一项最为成功，成为统计党一鸣惊人的转折点。

事情起因于一轮民意调查，有两个选民鸣冤，对司法制度表示严重失望。先是一位工程师，他遭到一个开发商的掠夺却不敢打官司，因为与实力雄厚的对手较量经济风险太大。后是一位女教师，她明明受到房东的伤害却打输了官司，因为她请不起有能力的律师。阮岸认为，一个人在民调问卷上喊冤多半是有冤无处喊，于是亲自上门调查。在此基础上就司法公正问题发出新一轮问卷。公众的强烈反应证实了他的判断：昂贵的司法费用已使许多人要么不敢打官司，要么打输了该赢的官司。这当然是个严重问题。二十世纪的社会进步主要在于确立平等人权，这体现在共享必要的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国民医疗等。可是，直接关系社会正义的司法服务没有纳入其中，律师服务是只有少数人买得起的商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其实只剩下语义学的正确性，因为不能平等到达法律面前的人不在其列。于是统计党提出建立和国民医疗服务同样性质的“国民司法服务”。这得到广泛赞同，都说贝弗里奇的福利国家制度缺失的一块要补上了。

统计党的只听民意的立场使传统政党相形见绌。加上牛曼为它助威，这个小党在威尔岛的民意支持迅速攀升，很快就与两个大党旗鼓相当了。威尔岛竞选呈现三足鼎立局面，保守党和工党都感到了威胁。

工党方面，斯特劳发现自己一度太轻敌了。他本以为自己大权在握，又和牛曼交情不一般，可以稳操胜券。现在看来形势不容乐观，就赶紧打电话给牛曼：“教授，你怎么老给统计党出谋划策而不管我们呢？”

“我有我的战略，”牛曼不理会他的撒娇口气，“政治学术化势在必行，但你们大党的历史包袱重，船大难掉头。统计党小而新，没有包袱，宜先行一步。”

哼，他倒会计算，斯特劳心里说，但没敢争辩。他知道牛曼的目标是革命，不论是往日的交情还是当下的地位都影响不了这家伙多少。自己只有表示理解，方能保持交情。于是说：“理解、理解。不论哪家赢了选举，政府都会支持试验区的。”

“这就对了！”牛曼笑道。



保守党方面，考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