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人格均匀论

告阳光损失费二千镑。”他击了一法槌，判决结束。

梯姆自然高兴，但设法不让自己太喜形于色。达伦无话可说，后悔自己没有早点儿妥协导致加倍损失。一点儿太阳光值那么多钱，那这世界还不富死了？但现在只好认账，他一边往外走一边想着怎么对付那棵丝柏树。是请人来锯还是自己锯？请人又是一笔花费，但自己搞的话也够麻烦：上哪里去找那么高的梯子？锯子该是多大尺寸？是买呢还是借呢？自己对这类活一点儿不内行，要是在从前还可以去请梯姆大叔帮个忙，可现在……

这时一只大手从后面拍拍他的肩：“别担心，我帮你！”回头一看，是梯姆大叔手上握着阅脑器。



视察团大开眼界，议论纷纷。但被爱玛不客气地制止了：“秩序！秩序！法庭审理下一案。”正如詹姆斯说的，审案就像看门诊，一个接一个。

接下来审的是个种族歧视案。尼日利亚裔的乌高吉博士状告著名的尤尼弗公司，说其人事主管歧视黑人。事情是关于招聘一位高级主管。在那场百里挑一的激烈竞争中，乌高吉博士和斯蒂文先生是两个佼佼者，一路领先杀入决赛。但两人旗鼓相当，从智商、经验、能力到战略思维各方面都同等优秀，且总分都是九十分。唯一的区别就是肤色的一黑一白，结果人事主管窝西女士决定录用斯蒂文。

法律禁止就业上的种族歧视，但以往这是难以实施的。录用或不录用某个人都可以有无限多个理由，一个雇主何愁找不到借口？有了阅脑器当然不同，乌高吉博士把窝西主管的思想看得清清楚楚。平心而论，窝西主管在招聘的过程中还是很客观公正的。正因为她严格按照招聘条件打分筛选，乌高吉博士才得以进入决赛。问题是到了最后选择关头，可供评判的标准已经用完了，她就让自己对肤色的偏好起了那么一点点作用。可这逃不过乌高吉博士的眼睛，于是告上法庭。

窝西女士在庭上否认有“黑歧视”：“我总得做决定吧？不管这决定怎样做，总要被指责为歧视。如果我选择了乌高吉博士，斯蒂文先生不是要说我‘白歧视’吗？”她在结束陈述时为自己的权利叫屈：“作为人事主管，我就没有一点儿行使权利的自由吗？难道我应该像布里丹的‘理性的驴子’那样活活饿死不成？”听得懂这话的人都忍不住笑出声来。莫雷法官也想笑，但赶紧喝口水忍住，以保持威严。“理性的驴子”是丹麦哲学家布里丹讲过的一个哲学笑话。说是有一头驴子绝对地理性，它的原则是不做任何没有理由的事情。有一次它肚子饿了，但发现自己恰好处在两堆草料的正中间位置，每当它想往某一堆去时就停住了，因为找不到不往另一堆去的理由。于是它在原地不停地转圈子，结果饿死了。

“秩序！”莫雷法官敲了一法槌对窝西女士说：“你对颜色的偏好本身并不构成歧视，但你把它用于招聘的决定就构成了歧视。尽管两个候选人的条件相当，你也不必像理性的驴子一样饿死。驴子不知道可以用掷硬币来做决定，你也不知道吗？”

女主管无话可说。这么简单的办法竟没有想到，仿佛是找了半天的帽子其实就戴在自己头上！所幸她没有被判处罚款，而是回去掷硬币重新做出聘用决定。退场时，她心里也七上八下地想着该怎么做。她还从未用掷硬币的方法决定过重大事情。作为专业的人事主管，她向来对那种类似赌博的行为不屑一顾。这个法官倒好，把它宣判为科学方法，非它不可了！她想象着掷硬币的情形都有些害怕：天啊，岂不是我的一丝一毫的抖动——甚至呼吸心跳——都会影响人家的命运？这到底是更公平还是更不公平？……

“你可以搞三战两胜嘛。”莫雷法官的声音从后面追上来回答了她的担心。

视察团的大员们都笑起来，他们也都从大屏幕上观看着女主管的思想。

他们也理解了新法庭的效率所在。在这里，传统的法庭起誓——“真话，全部真话，除了真话别无其他”——已成为自然而然，所以通常求证事实的艰难过程都不需要了。审案子就好像是原、被告和法官三方联合解一道代数方程：把没有争议的事实条件代入法律公式，答案当然正确无误。

鉴于视察团的浓厚兴趣，斯特劳让詹姆斯向莫雷法官提出一个请求：能否让视察团请教他几个问题。

“我很忙，”莫雷法官说，“不过我有二十分钟喝咖啡的时间，就算我这个执法者给你们立法者一个加场吧。”他开玩笑地击了一下法槌。

“太谢谢你了，”斯特劳说，“种族歧视问题根深蒂固，我们立了多少法也没能解决，你认为现在解决了？”

“我想是的，”莫雷法官道，“思维不可见的时候，反歧视的法规是一纸空文。现在就不同了，乌高吉博士对窝西女士的思想一路紧跟。一旦她的个人偏好影响决定，马上就被告了。不过，她的问题主要在于不够智慧。做人事主管的应该使难以公平的事情尽量公平才是，光靠驴子的智力怎么够？”人们笑起来。

“你认为阅脑器是解决歧视的唯一办法？”鲍林问。

“我看不到还有其他办法。我们反对种族歧视多少年、多少代了？但那只是理想而不是现实。”

“你认为什么是现实呢？”鲍林追问。

“现实就是那些偶尔曝光的事件所反映出来的，像偶尔拍到的警察对待黑人的野蛮态度的录像等等。”

“为什么几个录像就有代表性呢？”斯特劳问。

“你想想看，两架飞机在天上相撞被拍到的可能性有多大？那些曝光事件被拍到，不是罕见现象碰巧被记录，而是普遍现象碰巧被记录。如果把社会生活全部记录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它们到处都是。如果有一些警察是这样，那么大部分警察就是这样。如果警察是这样，那么社会就是这样。这就是现实，用不着像洛杉矶暴乱那样的大冲突来告诉我们，也不是出了几个黑人法官或总统就可以改变的。”

他停下喝了口水，仿佛是给那沉重的寂静多一点儿时间。

“也不光是种族歧视问题，恶表现在各个方面。就说学校里欺负同学的现象吧，学校不断搞各式各样的反欺负运动，还常说找到了某某好办法了。其实稍微懂得历史的人就知道这说法是自欺欺人。人类办学校有几千年了，欺负同学的现象古已有之，要是有办法去掉的话那办法早就想出来了，古人不比我们笨的。种族歧视也好，欺负同学也好，本质就是人是可能恶的。”

议员们互望了一眼。这个概括当然包括他们在内，又来自当庭法官，仿佛离判决不远了。

“我在这里审了三十年案子，这是我对人性的看法，”莫雷法官不妥协地说，“我给你们一个例子，似乎有点儿极端，但它是真实的。有一次我审判一个人，而他正是两星期前我推荐作为‘年度勇敢勋章’的候选人，是英雄人物。”

“怎么回事？”斯特劳吃惊地问。

“他是个出租车司机，叫安吉·戴佛。一天他在路上见到一户人家着火了。他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出一对老夫妇，忍着伤痛把他们送到医院，然后离开了，连姓名都没留下。后来人们找到了他，他拒绝了被救者的重谢，说自己只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你想象不出更善良更勇敢的人。那时正值为年度勇敢奖提名之际，我以地方法官的身份推荐了他。可谁会想到，不几天后他被逮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