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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
“又是碰巧,他开车经过一个车祸现场。一个妇女开车撞了一棵大树,受了重伤昏迷不醒。你想得到他怎么做吗?他不但见死不救,还趁机窃走她携带的一笔巨款。结果那妇女因未得到救治而身亡。”
视察团的人都惊讶不已。
“这当然有原因,他的五岁的女儿遭了绑票,是那个先前对老夫妇家纵火的歹徒对他进行的报复,逼他拿钱赎人。他怕女儿遭到不测就不敢报警,但又没有钱救人,所以在这个机会面前起了歹念。你很难想象这两件事是同一个人所为,但就是同一个人所为。我判了他六个月监禁,是这类犯罪的刑期的下限……”莫雷法官下意识地打住,知道自己的判法受了先前事件的影响而对那个死去的妇女有所不公平。
“基督教把‘罪’作为出发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他继续道,“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可能恶的,就像苹果都是可能烂的。取决于条件,有的烂了有的没烂。有的把烂的部分挖去便不烂下去了;而没烂的一旦有某些条件也会烂。我们说到天使和魔鬼的时候,是把已经烂的部分和没有烂的部分看作两个类。其实苹果是一个类,人也是一个类。”
“这有一定道理,但总不能说我们和希特勒没有区别吧?”考林·豪沃说。
“即便是希特勒,恐怕也是到了独裁者的地位才那么邪恶的。他出身卑微,要是没有一定的魅力恐怕也上不去。比如他的消除贫困的思想就对穷人有吸引力,也是人种理论得到响应的原因。等到到了一个可以随心所欲的地位他就随心所欲,把可能的恶变为现实。其他人到了那个地位就不那样吗?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些屠杀犹太人的德国人、那些强奸中国妇女的日本人,在战前也是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普通的工程师、教师、医生或法官,但到了法西斯的条件下就变成魔鬼了。”说到这里,他对斯特劳半开玩笑道:“要是英国成了第三帝国,很难说你首相先生会不会杀人如麻呢!”
“是不能说不可能,苹果的确都是可能烂的。”斯特劳点头道。他想到道德问题确实有很大的或然性。就说不久前的事,要是贝尔要把他卷进假预算的阴谋中去,他大概也不会拒绝,那么现在不就像贝尔和浩尔一样可悲吗?
莫雷法官继续道:“霍布斯有个论证我看比较客观,他从人在体格上的差别不大而推出人在欲望上的差别不大,其实是说人受制于大体相似的生理条件,在道德上的差别也不会很大。我称之为‘人格均匀’。”他在白板上画了个道德随时间变化的示意图:道德受制于本能,变化范围不大。
他继续道:“道德学说喜欢讲善恶两极,好像好的就好得不得了,坏的就坏得不得了。真要是那么天壤之别,我们做法官的都难以量刑了。”
“是的,”鲍林说,“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可以把你的人格均匀论概括为两条边界:人类能出希特勒说明人好不到哪里去,人类能出特蕾莎修女说明人也坏不到哪里去。”
“嗯,总结得好,很有味道!”斯特劳说。
“正是、正是!”莫雷法官由衷地叫道,“谢谢你让我更理解了我的理论。”
人们都笑了。这时爱玛指指墙上的钟提醒莫雷法官得开庭了。
“看来我们只能到这里了。”莫雷法官击了一下法槌道,“我判决你们回议会继续辩论。”视察大员们都笑了,向他致谢。斯特劳还向他要了张名片。这是他从前任那里学会的一个小动作,既表示赏识又给人留下想头——说不定哪天首相会来电话。不过,这次倒不是笼络人心,而是觉得这个法官颇有才气,说不定哪天用得着。
视察团驱车回市议会的路上,斯特劳注意到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到处有人在看阅脑器。看思想显然比打游戏有意思,因其真实性。不论是丈夫看太太的心思,市长看市民的想法,还是竞争对手看对方的打算,都是真实的思想!这里的人的交往方式已改变了,正如牛曼用物理语言概括的:不再处于非此即彼的经典状态,而是处于亦此亦彼的量子状态。
詹姆斯把视察团领到休息室喝咖啡。一杯在手,又热烈议论起来。
“太有意思了,闻所未闻!”斯特劳说。“没想到司法也能这么简化,简化一百倍不止!”
“这是势在必行,”詹姆斯说,“现代司法系统的烦琐已无法维持下去了。”
“怎么说的?”内务大臣霍姆不容别人轻易下这种结论,好像是说他的系统维持不下去了。
“牛曼教授有数学证明。”詹姆斯背了一段话,“一个无限增加问题的系统无法永存,这数学的规律不会向多数人屈服;民主也许能压倒一切敌人,但敌不过自身的体重。”
“有道理,”鲍林赞成道,“我们太习惯于线性思维,看不见数量爆炸问题。社会传媒的发展使人类活动量呈指数上升,纠纷和诉讼都会成百上千倍地增加,法院哪里对付得过来?连立法本身也受不了。我们已经立了那么多法,都得为索引编索引、为律师请律师了,而议会的立法生产还在日夜兼程。再过一百年,人类得有一半去当律师而另一半去当警察。”
大家都笑了。
“这不是笑话,除非道德成为本能,现有的司法系统肯定无法维持。”
“你是说我们不得不引进阅脑器了?”斯特劳问,一边对正在做记录的秘书海伦递个眼色,示意她记录下来。
“就像牛曼说的,民主敌不过自身的肥胖症。只有思维可见才能把效率最大化。”
“对了,我们不是说请教授一起参加视察的吗?”斯特劳转向霍姆问道。
“我请过他了,他说没有时间,正忙于写一本书。”
“写什么书?不要又来个什么革命吧?”
“我也不清楚。”詹姆斯说。
“我知道,”鲍林把眼镜往上推了推说,“他在为阅脑时代开发一些新概念。今天晚上他就要和我讨论心感概念(thoughty)。”
“什么心感?英文里有这个词吗?”斯特劳问。
“当然没有,他刚造出来的。他认为,随着思维可见,人们将关注思想多于关注外表。‘性感’(sexy)表达身体的审美强度,而心感可以表达思想的审美强度。”
“难怪了,”斯特劳悟到了什么。“刚才在路上我看到一对年轻人,外表看来很不相称。女的高挑婀娜、天仙似的。男的呢,对不起,又胖又矮又丑。可他们亲热得,啊呀呀,让人流口水。那一定是很心感的缘故咯。”
众人都笑起来。
“心灵审美与外表审美有许多不同,”鲍林接着说,“如果人类在择偶方面能心感高于性感,那将是文明在深度上的进化。”
“照你这么说,爱因斯坦对女人就有无穷魅力了,哪怕他的头发乱得像鸡窝、胡子长到了鼻子上?”
“可能的,不过这个概念的意义不限于审美,它将消除各种歧视,种族的、性别的、年龄的,所以可能是体现平等的根本性概念。”
“天哪,这么看来真是得写一本大书了。这家伙的贡献无所不包啊。”斯特劳感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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