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比真理还真

牛曼和鲍林谈了一晚的哲学，加上两杯威士忌的作用，一上床就睡着了。但哲学讨论的兴奋灶没有结束，而是延续为一个梦。那是个好莱坞大片似的神奇大梦，又清楚又真切又有趣，以致醒来时差点儿把现实当成梦幻了。

他梦见自己把历史上的一些哲学大师请到家里开讨论会，他要向他们通报阅脑器的发明，看看他们如何处置他们关于人性的理论。到会的是柏拉图、耶稣、霍布斯、康德和弗洛伊德。名气够大，但不是好招待的。他精心准备的欢迎辞也被打断了。刚说到“诸位对善恶问题都有著名的建树，但世界已发生很大的变化……”祖师爷柏拉图就插进来：

“变化不要紧呀，万变不离其宗，哲学就是关于永恒的真理。”他身着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长袍，手执一本企鹅出版社出的硬壳《理想国》，好像等这一刻已经等了二十五个世纪。“我不认识你们，你们总该认识我吧？苏格拉底告诉我知识即美德，而恶来之无知。我以为然，理性控制意志和欲望就像驾驭两匹不听话的马，必须强有力。国家要由哲学王来掌管，搞好教育比制定规则更重要。你们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就是因为教育没抓好。你们好像不再版《理想国》了，我已经好久没收到版税……”

“再版的、再版的。版税问题可以回头查一下。”牛曼见他唠叨没完，不得不打断。没想到这个唯心主义老前辈那么实际，好像要把两千年的版税账审计一遍。

这时其他大师也都要发言。考虑到他们不一定了解彼此的工作，牛曼答应他们各自介绍一下自己的理论。“就按时代顺序来吧。”他发现他们正好按年纪大小顺时针坐了一圈，仿佛碳-14在起作用。

坐在柏拉图边上的耶稣还是衣衫褴褛、血迹斑斑，像刚从十字架上下来。要是讨论会在五星级酒店举行，他会被拒之门外。他手握一本刚刚校对过的《新约圣经》道：“恶的问题不在于理性，而在于你们不听天父的话，这是原罪。我用死来为你们指路，让你们相信父的恩典，具有爱和希望。你们听了没有？嘴里说听心里没有听，过去一百年打了多少仗？听说战死的人比以往两千年加起来还要多！你们选择不听我也没办法，难道要我再死一次不成……”

“不必、不必。”牛曼见他气得说不下去，赶紧递上一杯可口可乐。心想，耶老不必着急，有了阅脑器人就不能再口是而心非了。

下一个轮到霍布斯，还是一身十七世纪的牛津黑袍，精瘦细长的手指在精装《利维坦》上叩了几下来集中注意力：“我还是那句话：人与人是狼。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无所谓善恶，也不会被知识或信仰改变。但我们都需要安全而害怕惩罚，所以把权力交给国家，让她行使法律来保障和平。法是基于利益的契约，它的有效不是因为道德而是因为明智。英国已经四百年不打内战了？不错。可你们还打外战，因为世界的利维坦还没有建立起来。这是谁的责任？”

牛曼见要兴师问罪，就凑到耳边轻声说：“今天是学术讨论会，没有请联合国秘书长参加。”霍老转着眼珠子点点头，好像知道说的是谁。

接下来是康德，还是戴着十八世纪哥尼斯堡的发套倍显庄重。他放下手上的《实践理性批判》，以纯粹理性的确定性道：“人既有善的禀赋又有恶的倾向。作为一个道德自律的主体，他天生有良心，就像有关于时空因果的先天观念。问题是自由意志可以选择不听从良心。你们应该像崇拜上帝一样崇拜良心。我用纯粹理性驳倒一切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又用实践理性假设上帝存在来满足道德，任人笑我出尔反尔，你们总该理解我的良苦用心吧？我再说一边：不是因为相信上帝才应行善，而是应该行善所以才相信上帝。”

“当然当然，不以宗教解释道德，而以道德解释宗教。”牛曼知道康老最为自己在伦理-信仰关系上的哥白尼革命自豪。

最后轮到弗洛伊德，那二十世纪的奥地利八字胡依然挺括性感。虽然是最年轻的一位，他已枕着那本《梦的解祈》打了好一阵呼噜，直到被马克思的激情抗议吵醒。他带着晨起的嗓音道：“自然本无所谓善恶，是宗教发明这个概念来镇压人性。原始人类不受宗教幻想的约束而自由地满足最强最深的欲望，从婴儿期通奸、同类相食到弑杀父亲。文明压制欲望而形成罪恶感，使人在两者之间挣扎而紧张焦虑，导致精神病。梦就是本我受到压迫后的歪曲呈现。我刚刚还做了一个，当然和性有关。什么？一百七十岁了还和性有关？这正说明性是永恒动力，你们要不要听听我的解析？……”

“不必了不必了，弗老的理论大家都很熟悉。”牛曼怕他一口一个“性”的让其他老先生难堪，他们毕竟来自不同时代。果然，柏拉图已有点儿面红耳赤，耶稣也怏怏地把头低了。听后生晚辈谈“性”像谈天气一样不当回事，对他们的确是个挑战。从前这个字是说不出口的，实在要涉及也得用“房事”或“床笫之间”之类的替身。现在倒好，既大言不惭又直言不讳。不过话又说回来，要是性在维多利亚时代就像谈天气那么容易上口的话，今天英国人也不必如此大谈天气了。

不论如何，该言归正传了。牛曼说：“谢谢诸位大师的介绍。现在我要向诸位通报一个新近的发展，它可能会影响到诸位理论的适用性。”他向他们展示了阅脑器，解释了思维可见条件下本能如何消除恶的可能性。

大师们先是不信，怀疑二十一世纪的人特别能开玩笑，当然是因为上个世纪受了太多战祸之苦。牛曼只好让他们自己试试。三遍试过，一个个惊恐万状，有的还用手护着头作为保护。忽然，他们在柏拉图的带动下一起撤退，退到客厅一端的角落，最大限度地远离牛曼。他们在那里叽叽喳喳地磋商一阵，还用手挡着嘴不让声音扩散出来。

他们返回会议桌时已经有所组织，并推举了最懂法律的霍布斯作为“联合时代”的司法代表与牛曼谈判。霍布斯宣读了一个严正声明：

鉴于讨论会的邀请函未说明阅脑器的存在，我们严正要求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对本声明的签署者使用该机器，除非得到有关个体的书面许可。



看得出他们也都有自己的秘密要保护。这好理解，如此高深智慧的人怎么会没有呢？甚至康德也不例外。这个大哲学家主张绝对诚实，声称“一个人说一次谎就失去了他做人的全部尊严”。但他也有不想说实话的时候。他一生住在德国的哥尼斯堡小镇，过着极其规律的生活。据说每天都在同一个时间走过同一条街道的同一个地点，以至店主们以他的经过来校对钟表。他终身未娶，但有一次朋友们恶作剧地把他和一个漂亮姑娘关在一间屋里过了一夜，第二天问他发生了什么。他不想说真话也不想说谎，就说：“一系列愚蠢的动作。”

牛曼担心他们会搞罢工之类。不但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还解释了有关法律条文让他们放心：“你们是完全受现行法律保护的。法律规定对阅脑器发明之前的犯罪一律不予追究，更不用说古代的事了。”他还举了些有说服力的例子，包括一个五次抢劫银行的惯犯、一个杀了三任妻子的凶手等都未予追究。这些例子过于有说服力了，大师们不寒而栗，没想到自己会和抢劫杀人犯相提并论。马上反思出一条哲理：过度害怕的表现会导致不必要的怀疑。

正当牛曼的承诺使众人放心了些，祖师爷柏拉图又提出一个要求：“既然你承诺不对我们使用机器，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