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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比真理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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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机器交给我们保管岂不是更好?”

“对啊、对啊!”大师们都支持这个提议,到底是祖师爷想得周到。

“好吧好吧。”牛曼把机器交给他们息事宁人。心里笑他们没有批量生产的概念,以为阅脑器也像希腊神话中的宝器那样独一无二。

大师们对机器虽然害怕但也非常好奇,很快就转入热烈的讨论。他们争先恐后地向牛曼提出各种问题。这些问题跨越两千五百年的时间跨度,当然不容易回答,或者是太容易了而不知从何答起。比如:“思想是怎么写上去的?”“屏幕是如何点亮的?”还有那些来自德谟克里特或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观念,诸如电子的“天然位置”何在、有什么“目的因”等等。他们的知识基础参差不齐,而刨根问底的脾气倒十分一致。牛曼一不小心提到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等概念,他们就穷追不舍、打破砂锅问到底。他只好恭敬地从头说起,人家是公认的大师。虽然他们还未被当今的明星文化所腐蚀,但从牛曼毕恭毕敬的样子肯定也看出了自身的价值,所以毫不在乎给他添多少麻烦。牛曼被他们的气势搞得诚惶诚恐,像是一个学生在给老师上一堂高度浓缩的百科进化课——问题比答案高出一头,无知比知识富有信心,简直比一辈子上过的课加在一起还累人!好几次他想打电话让安来紧急增援,但不知怎的就是记不起她的号码……

总算有了个空隙,他顾不上擦汗喘气,不失时机地向他们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先生们、先生们,请容我请教一个问题。诸位关于人性善恶的理论都建立在阅脑器之前,现在思维可见消除了恶的可能性,各位的理论做何解释呢?”他望望柏老,意思是还从祖师爷这里开头吧。

柏拉图转动眼睛想了想,摆出兵来将挡的架势说:“嗯,老朽是没想到你们能造出这样的东西。我看理想国也要进口一批(显然他已在刚才的讨论中掌握了批量生产的概念),不然恐难立足。至于我说人要靠理性管住欲望,那是不错的。当然,阅脑器利用本能消除恶念的可能性,效率更高一些,都用不着理性操心了,何乐而不为?教育固然重要,目的还是幸福嘛!”牛曼听了很欣慰:祖师爷认为阅脑器比他的理性主义道德更有效率,当然是认可了。他转看耶稣。

耶老说:“我让你们靠主的恩典拯救灵魂,那是不错的。主说看到你们的心(耶利米书17:9~10),你们将信将疑。现在你们自己看到了思维当然就不敢有害人之心,道理是一样的。既然能就地解决,就不必舍近求远了,况且你们对主的理解不一而战争不断,现在也不必争了。”牛曼更为高兴:阅脑器被认为与信仰殊途同归且具有本地优势,还要怎样?于是转看霍布斯。

霍老说:“我说人与人是狼也是不错的,那是思维不可见条件下的自然状态。现在思维可见了,本能就不让产生恶念,这是新的自然状态。条件变了不等于理论错了。柏老说这个机器减轻了理性的负担,我看是减轻了国家的负担。法治虽好,毕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依靠本能才顺其自然。”牛曼想他倒会自圆其说,不过,自然状态也的确是有条件的,以前没意识到而已。又转看康德。

康老说:“我说人有自由意志而应该听从良心,这是不错的。阅脑器改变了本能作用的条件就规范了自由意志的方向,相当于使良心成为逻辑,你们会自然而然把别人作为目的来对待。哎,我要是把搞星云假说的时间用来发明阅脑器,说不定人类会少吃二百年苦头。”牛曼差点儿没笑出来:他不仅赞成了,还寻思倒车回去抢个头功!

弗老说:“你们不要太急嘛。道德成为本能就是超我并入自我,这用我的理论很好解释。问题是会不会对本我压抑太大?压抑太大就做梦不止,吃得消吗?要查一查世卫组织的规定。要是对性的压制是在允许范围之内,我可以支持。寻求心理分析的人会减少,但真理比收入重要,尽管不如性那么本质。”牛曼理解他担心的还是性,没太用它来反对就算通情达理了。

听罢这一圈评论他大大松了口气。心里原来七上八下,好像是把自己最心爱的羔羊放在一群世界顶级厨师面前,不知他们会怎么把它做了。奇怪的是,他们竟从各自的角度出发都赞成了阅脑器——好像是它把他们统一起来了。谁都知道让哲学家们统一意见是件最难的事,因为他们天生相互找碴儿,甚至提得出“白马非马”“鸡蛋里面有骨头”那样的命题来标新立异。人们说,一个陪审团要达成一致意见的基本条件是其中不能有两个哲学家。那么为什么他们会一致赞成?会不会其中有诈?……

这时已是午饭时分,他便打电话叫了个外卖,请大师们吃意大利比萨。这东西又好吃又方便,还可以边吃边聊。奶酪油脂是多了些,但无妨,量他们还没有什么胆固醇高低的概念。

果然他们爱吃,特别是番茄香肠、蘑菇鸡丁两款最受欢迎。趁他们大快朵颐之际,他撤出来躲进书房,赶紧给卡尔打电话咨询。“……他们起先都很害怕,可后来一致赞成,虽然不愿放弃自己的理论。”

“这好理解,”卡尔笑道,“他们是职业的追求真理者,现在看到一个比真理还真的东西能不赞成?具体说来有两个理由。”

“哦?”

“第一,阅脑器消除恶的可能性,就捉到了他们几千年没捉到的鬼。”

“我记得你说过,哲学家们在恶的根源问题上把鬼影子当成鬼了。”

“是的。有的说它附在人身上,有的说它藏在人心里,还有的说它来自社会制度。”

“听起来都有些道理。”

“哲学的妙处是既有论证又有想象,特别擅长利用对立概念来推理。道家用阴和阳的转化解释万物,黑格尔用正题和反题的合题推理宇宙,‘两性’哲学差不多推得出任何东西。”

“倒挺符合生物学的,”牛曼笑道,“你说那是形而上的思辨?”

“但它们被视为理论,假以时日就越来越复杂,复杂性又被视为深刻性。可是,依据它们的道德方案都没能解决恶的问题。直到有了阅脑器恶才不见了,可见真正的鬼是什么。”

“是思维不可见。”

“思维可见消除了恶的可能性,这一点实现了,还有什么话说?你让他们的理论成为多余了,就像十六世纪哥白尼的日心说使地心说的许多解释成为多余了一样。”

牛曼当然理解这个科学史的对比。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统治了中世纪的天文学达一千多年。当天文观测与那个模型不相符的时候,经院哲学的天文学家就杜撰出所谓“特殊运动”来解释,在天球图上添加一些臆想的轨道(如本轮、均轮),把天球图搞得越来越复杂。当哥白尼发现了“太阳中心”——即地球自转且围绕太阳公转——这个事实后,各种观测现象都被自然而然地说明了,不再需要那些特殊运动。所以说哥白尼重写了天文学。

“真理是简单的。”牛曼感叹道。

“但不失伟大。阅脑器就是道德哲学的哥白尼革命。思维是否可见决定了恶的可能性所在,这解释了人何以为人所为,也重写了道德哲学。”

“它只是个装置。”

“正因为是个装置才胜过理论。理论争论不休而不解决问题,装置解决了问题而不必争论。”

“好了好了,第二个理由呢?”牛曼对把阅脑器比作哥白尼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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