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措：Tibet google

如今，来到拉萨的客人，尤其是文化艺术界人士，又尤其是美女们，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不拜访嘉措的。

他现在的头衔是《西藏人文地理》杂志主编。

嘉措的每一天，大都在迎来送往中度过，自然，也就每天都在酒局中。那些拍电影、拍电视、拍照片、做音乐、写文学、画美术、跳舞蹈、演戏剧的歌星、影星、舞星，乃至与文化有关的投资人、创业者，人无分男女老幼，地不论南北东西，都是要拜拜嘉措这座“码头”的。这些人多会向嘉措咨询有关西藏的方方面面，管他叫老师的、大哥的、大叔的都有，新近时尚的称谓又管嘉措叫“舅舅”了，这是明星朱哲琴发明的，现在很多美女都称嘉措为“舅舅”。而我给嘉措取了一个洋名：“Tibet google”，就是西藏的搜索引擎，只遗憾他没有开一家西藏文化咨询公司。尤其拉萨的夏季，各路神仙来得更多。嘉措常常一晚上要穿梭好几个酒局，不到凌晨两三点甚至四五点是歇不下来的。可今年的体检，嘉措拿着那张体检报告给人看，年过六十的人了，竟然什么问题都没有。我们称他是“金刚不坏之身”。他嘿嘿一笑说：“也是肉身啊。”

我偶尔也会被嘉措拉到酒局中。嘉措总是会跟人家说：“我跟亚格博喝了三十年的酒了，很多人喝死了，可我们还在喝呢。”

的确，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1985年，中国刚刚实行学位制度，这对于我这样的工农兵学员既新鲜也羡慕。当时，我是那曲地区文化局副局长。一天，一位穿着时尚、操着纯正汉语普通话的藏族青年找到我，掏出西藏群众艺术馆长饶元厚的一封推荐信，信中说持此信的人叫嘉措，是中央民族学院中文系的毕业生，特别强调：“获学士学位”。他是带薪学员，按当时政策应当回到原单位，他的原单位是那曲加工厂，其实就是鞣皮子的，当时我们发的羊皮大衣就出自该厂，那羊皮大衣很硬，穿上身连胳膊都动弹不了。因为嘉措的“学士学位”，我们新组建的文化局正需要人，我便找到地委书记和行署专员纠缠，绕开他原先工作的主管部门商业局，把他直接分配到我们地区文化局工作了。由此开始了我们之间三十多年的友谊。

人缘人缘，还真是有缘。我1976年进藏，分配到嘉黎县工作，安排给我的第一个住所，一墙之隔的人家，后来才知道，就是嘉措的二姐家。那是一个美丽端庄、善良温柔而又勤快能干的大姐。嘉措与二姐，其实是同父异母的姐弟。他们这个家族太复杂了，有同母异父的、同父同母的，还有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加起来有七八个，但相处得都非常好。这个家族人在当代的历史和命运，完全可以写一部书，算得上浓缩的西藏当代史。

嘉措之所以来到嘉黎县，那话可就长了。

嘉措的父亲诺桑郎杰，简称诺杰，是藏族人当中最早接触进步思想的，也是藏族革命家平措旺杰的好友和部下。从康区来到西藏后，曾经在新旧政府里都任过职。1959年，嘉措只有四岁。那一年，西藏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件，嘉措的母亲被划成“反动农奴主”和“参叛家属”，在位于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担任藏文系主任的父亲诺杰，被组织动员强制与母亲分离，跟随父亲到咸阳的嘉措，后来有了一位山东籍的汉族后妈和一个半藏半汉的弟弟。“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诺杰被扣上“反动农奴主代理人”“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整死后，后妈带着弟弟去了山东。十四岁的嘉措，生活没有了依靠，只好投亲靠友。他从陕西来到西藏。他跟随着西藏解放后的第一位藏学家，后来担任过西藏自治区副主席的拉巴平措一起，坐着汽车，走了十多天，到达藏北重镇那曲，再从那曲骑上马，跟随着大人们，骑行了七天，投奔在嘉黎县工作的二姐。

一个十四岁的男孩，那时并没有成熟的意识，不然，他不知该如何给自己定位：他是藏族人，当时却不会说藏语；他是革命干部的后代，父亲却又被扣上“反动农奴主代理人”的帽子；他是一个学龄少年，却既无书可读，也无工可做。他有一次填表，在成分这一栏写上“贵族”，一位自以为是的干部指出：“‘贵族’是一个民族，怎么能写成‘成分’呢？”两年后，因为他很聪明，有点儿文化，汉语讲得很好，汉字也写得不错，县里领导照顾他，地区加工厂招工，就把嘉措给推荐上了，虽然那个加工厂只是做一些牛羊皮毛的粗加工，但自此，嘉措进入了体制，成为有单位的人了。

嘉措虽然回到了西藏，但从藏北嘉黎到拉萨，还有漫长的路。他们家族四散在西藏各地。嘉措既没有机会，也没有可能，到拉萨去看望尚在被群众专政管制当中的母亲。事实上，嘉措四岁离开母亲之后，对母亲已没有太多记忆。1971年，他作为地区加工厂的工作人员，因为单位的马车队需要购买马具，有机会“因公出差”来到拉萨。在拉萨，有一天他借着夜色的掩护，避开监管人员，在另一位姐姐劳动的工厂宿舍里，与母亲匆匆见了一面。这次见面，并没有影视文学作品当中抱头痛哭的场面，被管制的母亲心有余悸，又不会汉语，而当时的嘉措也不怎么会藏语，母子俩在昏暗灯光下只是匆匆一见。

很多年后，我与嘉措成为同事，曾经在嘉措母亲家里住过，那是八廓古城深处的一间窄狭的黑暗小屋。我和嘉措睡在里屋，阿妈睡在外屋。这位老妇经过那么多年政治风云的折腾，显得很苍老，弓着腰身，但从她轻言细语中透出来的慈悲、亲切怎么也与“反动农奴主”这个词联系不起来。

我与嘉措在那曲地区共事的那几年，那曲修建了影剧院、文化局、群众艺术馆等新场馆建筑。嘉措可以说无师自通，我们自己设计、自己画图，还要当监工，像包工头似的，每天奔走在建筑工地。因为包工队也有高原反应，有时候还得求着他们呢，搞得我们自己比包工队还要辛苦。我们总算是为那曲地区文化事业打了一个基础。我们住进了自己设计的房子，后来嘉措担任了群众艺术馆长。我们经常会被抽调到不同的工作组，到牧区去蹲点，每次回到那曲镇，总是少不了喝一顿大酒。那天，我们为嘉措从比如县蹲点回来接风，江津白酒把我们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醒来，不知自己在哪里，便喊着“嘉措、嘉措”，有一个低沉的声音回应：“哦”。我不知道这声音来自何方，原来，因为我喝醉了，嘉措为了照顾我，就在我床边的地上睡了一夜。这让我感动不已。

我弟弟晓初也认识嘉措，那时他在四川大学读书，嘉措路过成都时常会去看他。晓初说，嘉措哥儒雅，穿上西装，很贴身，很帅气。有一次在成都逛街，绿灯，我们边走边谈，随众人正横穿马路，这时，一个姑娘侧边骑自行车驶来，刹不住，前轮快要挨近嘉措的时候，他横出手，抓住龙头正中抵住了，那姑娘也便稳稳地双脚着地。都没言语，嘉措牵手我们又往前走，不过，我从那姑娘的表情目光中看到她对嘉措突然遇见的眼神，虽然很含蓄，可大家都是路人。

尽管嘉措有“学士学位”，当时的底子我还是清楚的，但他这个人有一种天然的学习能力。八十年代，我们藏北几个年轻人写诗，在西藏文学界还很有影响。嘉措也写了一组《牧歌》，居然连连获奖，算起来，每个字值不少钱呢。

嘉措没有成为职业作家和诗人。他的职业生涯做得最长的，就是办杂志。先是在国家民委办的《民族团结》杂志当记者，后来到西藏群众艺术馆创办了《雪域文化》，那可是当时办得最好的杂志。说是最好，是因为嘉措作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