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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遗憾,2012年进行牦牛文化田野调查万里行时,到了青海省玉树州的好几个县,却没有能够到杂多县。这次因为杂多县举办2016年牦牛文化节,作为牦牛博物馆长的我受到邀请,来到这澜沧江源第一县。
进入杂多县境内,第一个印象是,这个纯牧区怎么这么干净?几乎没有看到在其他牧区到处可见的白色垃圾。辽阔的草原,碧绿一片,从眼前延伸到天边,以至停车休息时,手上的烟蒂都不敢扔。
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关注、在思考、在呼吁——美丽高原,是大自然造就的,是上天赐予的,而洁净高原,才是我们所要努力的。我的观点是,藏区从前工业化社会,跨越工业化阶段,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我们享用了工业化的成果,建设了城市和乡村,但不可避免地面临工业化包括钢铁工业、塑料工业、橡胶工业、玻璃工业等残留,且日积月累。能否把世界最后一片净土留给子孙后代,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解决的问题。我在各种场合倡议“洁净高原”,但一直没有能够找到答案和方法。于是,如此洁净的杂多县,成了我最为关注的一个对象。我的目光自然聚集到杂多县的当家人、县委书记才旦周身上,他刚刚由县长转任县委书记。
才旦周的祖籍在囊谦,他自幼出生在玉树,算得上土生土长的玉树人。虽然从儿时起,作为一个传统藏族家庭所受到的教育,不能往河里扔秽物、不能随便砍树、不能乱烧东西,但现代环保的概念是没有的。过去的藏区,每个牧民都背着一杆叉子枪,枪和马,是一个康巴汉子的标志。随着枪支管理法的实施,老百姓的枪都上交了。而年轻时的才旦周,曾经作为公安人员,下乡时却能背着枪,那是很威风的。有时候下乡也会打打猎,当然,那时还没有实施野生动物保护法。
2008年,才旦周调任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这个岗位让他真正接触到了现代环境保护概念,保护队的索朗达吉等队员们用自己的艰苦劳动乃至生命,去保护环境、敬畏自然,深深地影响了才旦周。而对于这片近五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保护,引起国内外极大的关注,由此,也拓展了才旦周的视野。他有机会与国内外的环保组织交流,与吕植教授、杨勇先生等著名环保人士合作,使他懂得了生物多样性、生命的平等价值,懂得了以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是人类的灾难和悲剧。在可可西里无人区看到被偷猎者杀害的藏羚羊残骸,在新疆看到断流的塔里木河,被刺激的才旦周,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那时的才旦周,除了巡山时必须带枪之外,再也不喜欢带枪了。
2011年,玉树地震后,他被调到玉树担任副市长,参加家乡的灾后重建,两年后,又被调到杂多县担任县长。
具有戏剧色彩的是,才旦周到任杂多县,正遇上了一场媒体事件:省内外媒体集中披露了杂多县的垃圾问题——虫草之乡乃是垃圾之城。一时间,负面报道扑面而来。他自己亲眼所见的县城,也的确是垃圾遍地,污水成河。
才旦周决定,从治理垃圾抓起。当然,有很多人不理解,认为县长的首要职责是抓经济发展,垃圾问题只是抓城管的副县长该做的事。但此时的才旦周已经具备了环境与发展的基本概念,他想得更多、更远、更大。别看杂多县地处偏远,但它的生态价值非常高,尤其是作为澜沧江源第一县,这条江流经的地区,包括国内26个民族,六个国家,直接依靠澜沧江水生存的有六千万人;而当曲河又是长江的南主源,对长江的水量贡献最大。这样一个县,这样一个县的县长,肩上有多大的责任!
杂多县有六万六千人,因为是虫草大县,牧民因为虫草致富,很多人迁入了县城。这个澜沧江峡谷间的小城,一下子挤入了四万七千人!其中有四万人是迁入的牧民。城镇化来得太突然,各方面都缺乏准备,一系列的问题随之而来,但当务之急,是垃圾问题。才旦周决心已下,打响了突击战,一下清理垃圾五百车,至少三千吨!挖出的深层垃圾,居然还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遗存物!
那天晚上,我专门邀请才旦周交流。因为我在20世纪70年代就生活在牧区,对当时情况很清楚。那时,牧民出门放牧,带着一把水壶,捡上几块牛粪,就可以烧茶吃糌粑了。现在是骑着摩托车,带着瓶装水和方便面,吃完就扔掉。牧民进城安居是好事,可是他们的生活习惯却不可能一天之内变成市民。才旦周笑笑,的确是这样。刚到任后,出差到外地,都不愿意回县城,实在是太脏了!按每户日产垃圾五公斤计,每天产生垃圾就是五十吨啊!小小的县城,一天不清理,就是一百吨,几天不清理,就没法儿待了。
既有环保工作经历,又有从政经验的才旦周,请来北京大学的著名环保专家吕植教授,请来了NGO组织,与县里的干部一起走进群众家中,进行入户调查:你家每天产生多少垃圾?都是什么垃圾?如果让你把垃圾进行简单的分类能不能做到?调查效果出乎意料的好——老百姓都表示:能做到!才旦周说,是啊,谁愿意生活在垃圾堆里啊!于是,杂多县提出了简单但响亮的口号:“垃圾不落地,出户就分类”。
才旦周到任时,整个县城只有两台垃圾清运车、四十个环卫工,才旦周就从县财政拿出资金,增购了七台车,招收了三百名环卫工,结合扶贫就业,每月固定工资一千五百元,还给交“三金”。可这样,起初还招不到人,一是因为环卫工被人看不起,二是因为这些户籍在牧区的人失去了虫草收入。于是,县里就规定,每年虫草季放一个半月虫草假;每年县政府领导宴请环卫工,还选出八十名优秀者坐飞机往返拉萨旅游。有这几项措施,报名的人多了,社会上对环卫工也尊重了。除了公共区域外,在试点社区,每一百户设一名专职人员,由县财政支出。县城的居民每户每月交二十三元垃圾处理费,居民还很认可,当然特困户是免交的。
我很关心县城以外的广阔牧区怎么办,才旦周告诉我,设立了乡村垃圾点,村里的垃圾送到点上,每三天由县里回收清理一次。特别是挖虫草的季节,逢藏历十五、三十全部停止挖虫草,清理回收垃圾。
整治垃圾问题,其实非常复杂,仅仅靠行政力量、运动式是不行的。才旦周请来环保人士、NGO组织,进行科学研究,一是要减量,二是再利用,三是无害化处理,如果这三项都能各达到百分之三十左右,那么垃圾问题就能得到基本解决了。同时,要让处理和再利用垃圾专业化服务的人有钱赚,有奔头。现在,负责杂多县垃圾回收的人,不但赚了钱,每年还要给县里上缴部分利润税呢。
整治垃圾不到三年,才旦周的脸上开始露出舒展的笑容了——人们再也不说才旦周不抓发展、不务正业了,环境成为杂多县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整治垃圾、保护环境,带来了极大的效益:领导来了,投资商来了,项目来了,国内外游客也来了……
我到杂多来参加牦牛文化节,草原现场聚焦了数万人,数千辆车。欢度节日的人们,难免会有废弃物,但能看到一些孩子们在捡垃圾,集中堆放;一些牧民手中拿着袋子里面装着空塑料瓶和易拉罐……才旦周的理念和措施正在变成老百姓生活的自觉行动。
那天晚上,我与才旦周谈得很好。眼前这位年届五十的藏族干部,温和之间透着坚韧,谦和之中透着宏大,随和之间透着自信。
我对他肃然起敬。如果连垃圾问题都解决不了,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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