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友老多

西藏的某些风俗是不可思议的。例如，把铁匠划为“黑骨头”，使得这一主要为劳动者制造劳动工具的行业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很低，“骨系”不高贵。我曾经请教过一些朋友，似乎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新社会了，不再有这种行业歧视了，但铁匠的后代却还残留着某种心理阴影。

我的一位朋友多吉才旦，父亲是铁匠，母亲是建筑工人，而他自己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舞蹈系，长得非常英俊，当年是那曲地区文工团最帅的小伙子，文化素养也非常高。当时能到文工团当舞蹈演员，还是挺让人羡慕的。对于藏族人来说，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而跳舞能跳成专业，该多幸福啊。我最初认识他是在1979年。当时我调到地区不久，我们一起到拉萨参加自治区文艺会演。坐在长途汽车上，觉得他有点儿沉闷。后来才听说，他因为与同单位的一位漂亮姑娘谈恋爱，有婚前性行为，受了共青团团内警告处分。这事在今天还算个事吗？职业生涯本来很风光，却遭受了第一次挫折。我那时第一次听他说，他爸爸是铁匠，这事挺倒霉的，他有点怨恨地说，我们是“黑骨头”嘛！你说这跟“黑骨头”有什么关系吗？

我当了地区文化局局长后，自治区文艺部门的领导对我说，人家当初的恋人都成人家老婆了，你们还不把他的这个处分给撤了！是啊，这也太没有道理了。于是，我们不但把他的处分撤销了，还提拔他当了地区文工团团长。我后来简称他叫老多。

老多是舞蹈专业，基础非常好，还爱思考，很有创意。我们经常一起琢磨创作作品，好几次获得过全区甚至全国的奖项。我们评论说，在舞台上，别人算是做动作，老多才是舞蹈家呢，那一出手、一比画，就是不一样啊。老多一直管我叫大哥，我也常到他家喝茶。他在那曲镇盖起了私房，虽然当时普遍都是土坯房，但温暖舒适。他的妻子才央卓玛言语很少，特别贤惠，为他生了一儿一女，儿子达娃长得特别可爱，女儿的小名“妮妮”还是我给取的。他的岳母和舅舅两位老人与他们共住。每天早晨老人都会把牛粪炉子生得旺旺的，打好酥油茶，才叫孩子们起床，家庭生活幸福美满。我在他家度过了一个藏历新年，大年初一的凌晨，启明星升起的时候，按照当地习俗，我还跟才央卓玛一起去打第一桶水。后来，我工作调动离开了藏北。突然有一天听说，才央卓玛突发脑溢血，去世了，当时可能不到四十岁。很长时间，老多都把他们的婚纱照摆在家里最醒目的位置。我悲叹，老多真是苦命啊！

我们在藏北的老朋友陆陆续续都调走了，我也调往拉萨了，只有老多还在那曲。他当上了地区文化局副局长，这无论从业务能力还是工作经历，都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没想到老多也不想在那曲干了，想办法调到了自治区文联工作，被安排在舞蹈家协会工作。在拉萨北郊买了房子，是那种一楼一底带院子的。终于把后半生安顿好，该做些事情了。可他能做些什么呢？也只能在舞蹈专业方面想想了。可是文联只是一个群众团体，并没有艺术实体机构，你创作了再好的舞蹈作品，没有人、没有地，也演出不了。协会其实不是做业务工作的，而主要是联系协调，这恰恰不是老多的强项。2005年，那时我在北京工作，接到老多的电话，说他来参加全国文代会了。我到国谊宾馆去看他。大会的选举结果，老多当选为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我祝贺也是戏称他成了中央领导了！

如今，老多也退休了。待在家里，安享晚年了。前几年，儿子达娃考上了西藏藏医学院，我很高兴。可达娃却很不乐意，想让我帮忙转到别的大学去。我问他希望上什么学。达娃说，希望上共青团政治学院。我说，哦，你想当官啊。达娃说，现在西藏不当官，没个什么级别，没人看得起。我还是希望他别那么想做官，学一点民族传统文化多好啊。达娃从藏医学院毕业后，一心想当公务员，好像后来是在地区某局当了个副科级干部吧。

有一段时间没跟老多联系了，但老朋友了，总是有些牵挂。前几天，我到北郊去看老多。没想到，他满脸忧郁，告诉我，儿子达娃突患重病，心肌梗死，从那曲地区送到拉萨抢救，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老多说，儿子差一点比老子先走了。老多说，儿子长得太胖，生活方式也不健康，常常玩麻将藏牌到深夜。我替他惋惜，他是学藏医的，应该懂得怎么照顾自己的身体啊。女儿妮妮毕业后分配在当雄县当小学教师，很多年了，老多身边也没有一个人照顾，一直想把妮妮调到拉萨来，但因为没有熟人关系，总是办不成。据老多说，最近，已经得到了原单位同意，在拉萨找了第二职业学校，也同意接收了，可是，因为没有关系，市人社局没有批准。老多说，你看我一个老头，身边没有一个子女，调回来也是应该的吧？我说，你这话跟我说有什么用呢？我也是个退休老头啊，该找谁找谁去，该哪儿说哪儿说去啊！

第二天（2016年6月22日），拉萨市常务副市长洪家志陪着北京市一个代表团来参观牦牛博物馆。他是北京来援藏的，我们曾经在一个班子里工作，在拉萨市政府正好分管人社局，我说我有个三十多年前的老同事，家庭有困难，请他帮个忙。洪市长很痛快，说你把情况发个短信给我。我连忙给老多打电话，让他编个短信，把个人情况、调动材料在什么地方告诉我。老多回了个短信，只是说了女儿的名字和单位，而没有告诉我调动材料现在何处。再打电话问，他说好像在人社局。我把短信转给洪市长。过了不大一会儿，洪市长就给我回电话说，他已经跟人社局打过招呼了，让把这事给办了。可人社局说，不知道这件事啊，也没有这个人的材料。我又打电话给老多，老多说，我也不知道材料在哪，也不知道找到材料后送到哪里去，老多居然问我，人社局在什么地方啊？我也没去过人社局，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这不一打听就知道了吗？他真的是不谙世事，什么总是自己闷在心里想象，没有一点儿社会经验甚至常识，更没有任何办事经验，还让我搭上一份人情，我气得在电话里骂他了：你这个老多啊，这可让我怎么帮你的

忙啊？！

又有一段时间没见老多了。我们都是退休老人，心里还是老惦记着，多多保重吧！



[桑旦拉卓读后感]

我的童年生活一直是在藏北那曲，不知是因为我出生时的年代，还是因为藏北人的豁达，成长的环境中几乎对“黑骨”没有任何概念，也很少听到别人谈论起。我当时的小伙伴中有铁匠出身、木匠出身的，但家里的长辈从未跟我说过他们出身高低的事。但在中学，我们家已经搬到拉萨，有一次，我去拉萨一户人家探望一位死者的家属，按照风俗，他们迎请了高僧念经超度，也请了天葬师来帮忙包裹遗体，并让儿女背着遗体，绕大昭寺三圈，亲朋好友都为逝者送上最后一程。在这个过程中，天葬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最后一个帮助逝者积累功德的人。而逝者家的主人却把这位天葬师用过的碗筷、茶杯像垃圾一样全都扔出门外，当时不解，后来那位主人对我说“他们的出身地位低，是黑骨，在他们吃过的饭碗里吃饭、喝过的茶杯里喝茶，会倒霉的，很晦气的”。这样的回答真是让人心寒而又无法理解。如果没有这些所谓“黑骨”的行业，我们自己就是天葬师、铁匠……我们的骨头也不见得有多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