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圣节

万圣节那天晚上，公司组织狂欢，她化了浓妆，近乎疯狂，喝了许多的酒。结束派对，她踩着末班车的点上的地铁。一号线，从国贸站往苹果园方向。车厢空旷，没多少人，他们面对面坐着。其他人都戴着防霾口罩，捂得严严实实。只有他俩没戴。网上的消息，连续几天北京PM2.5都爆了表。空气中能闻到一股刺鼻的硫酸味，她感到喉咙有些灼痛。她记得刚来那年，媒体上关于雾霾的报道几乎没有。二○○八年奥运会那年，几个外国运动员戴着防毒面具一下飞机就捅了马蜂窝，被举国声讨。现在回想，多么绝妙的讽刺啊。现在没人不晓得空气里的颗粒是致癌的杀手，口罩已成保命的必需品。

地铁越往西，下的人越多。到公主坟时，那节车厢便只剩他们两人了。他们对坐着，目光偶尔碰撞，为打消尴尬，他便朝她笑了笑。她借着酒劲，问他到哪儿，他含糊回了句。她突然说，给你看我养的鹦鹉。他说什么？她举着手机，荧幕对着他。为了看清，他只得站起来，走到她跟前。的确是只鹦鹉。可爱吗？她又笑，露出一口还算整齐的白牙。他闻到一股更浓的酒气。她大概是喝醉了，才敢如此大胆，在深夜地铁上主动跟陌生男人搭讪。好看。他及时对鹦鹉表达了赞许。它会模仿你说话。他说是吗。你到哪站下？他说。八宝山。她说完发出一连串的哈哈声。我住八宝山，睡领导人隔壁。她瞪着他，充满期盼地等着他再次发笑。他也笑了。我是女鬼，哈哈哈。你怕女鬼吗？她装作吸血鬼的样子。我也住八宝山，这次他是真的笑了。她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卸掉浓妆，兴许还能打个及格分。你是做什么的？她问。他回答说在一家文化公司做编辑。那你一定看过很多小说喽？他没有否定，说每天都看的，自己也爱写点。她眼神突然亮了亮，说你认识作家某某吗？听说过，这几年很火。他说。她带着嫌弃的样子眨巴了一下眼皮说，那个人……其实人品有点问题。我和他上个月刚分的手。他吃了一惊，认真地打量了她一眼，她的表情似乎不像是撒谎。你和他谈过恋爱？他说。嗯。她有些哀伤起来，面容带着一丝忧伤。你不信吗？她说。他上次在巴黎，差点向我求婚了，我当时犹豫了，觉得不能这么早就嫁做人妇，哎，现在也不后悔。我的鹦鹉模仿他的声音可像了。你是做什么的？他对深夜地铁上的神秘女子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她像是故意要吊他的胃口，说你想知道吗？他点了点头，目光殷切地迎向她。她像在认真思考，非常严肃地观望他一番说，其实我和他有很多秘密，今晚喝了酒，我很想说说……憋在心里太难受了……假如我告诉你，你能答应我不要告诉他或者其他任何人吗？他想都没想就点头答应了。当然了，我又不认识他，他是大名人，我说了人家也不信啊。

他们一同在八角游乐园下的车。隔壁就是八宝山。她不住八宝山，他当然也不住。她走路时有些小踉跄，他疑心她刚讲的全是酒话。但她很快就猜到他的心思，你不要怀疑，我和你讲的每一句，百分百都是真的。我喝了酒才讲。妈的，藏我心里好久了，还不讲，我要憋死的。

她倒真养了一只鹦鹉。不过鹦鹉学的是宋丹丹一段小品。她租的是一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职工宿舍，老旧，逼仄，墙漆斑驳，房间的陈设也很简单，一看就是临时租户。他不相信作家的前任过得如此落魄，据他所知，作家另外一个身份是成功的风投人，光北京那套著名的别墅，至少也值个把亿了。他便起了疑心。她继续讲，说比作家更早的上上任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北大教授。他当然也是久闻大名。她说那位教授为了她，差点和妻子离婚，发誓要和她在一起……结果最后还是欺骗了她。她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说到动情处，竟声泪俱下，啜泣不止。他装出目瞪口呆的样子，继续听她诉说。我过成今天这样，都是他们害的！他们都是些没良心的家伙！她声情并茂地控诉着，怎么看都不像是撒谎。

如果不是喝了酒，这些心事我不会和任何人讲的。我也是个有尊严、爱惜自己羽毛的女人。他们想给我钱，送一套公寓房，我都没要。我怎么会要这些东西？钱财都是身外之物，我要的是爱情。他们既然给不了我，我就要让他们一辈子活在歉疚中，让他们负疚终生！

后来她说累了，脱了衣服，侧躺在窄小的床上。他干巴巴地坐着，也不敢枉然断定她讲的是否属实。女人许久没有动静，像熟睡了。他忍不住摇了摇她，问她是不是睡了。她便懒洋洋地扬起雪白的手臂，拍了拍他的脸。

他稀里糊涂地跟一个奇怪的女人睡了一夜。称得上是他众多艳遇中最诡异的一次了。第二天醒来时，她已起床，正坐在梳妆台前描眉。她身材保持得不错，五官也经得起细看。她回过头，像是有些懊悔，语气异常冷淡，和昨夜判若两人。说昨晚喝多了，再三叮嘱他，不许乱讲酒后之事，他唯唯诺诺答应了。她说你走吧，我们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他再也没见过她，甚至连她叫什么，也没问过。后来他把这事当逸事在酒桌上分享，众人哄笑，都说他睡了个精神病人。他不相信，又说服不了他人，每年的万圣节，他都会想起这个神秘女人。她的胸很美，在床上像只温驯的小鹿。他想了许久，也不敢妄说那是个精神病人。

二○一三年冬天，同事给她父母打电话，说了她的情况，父母才知晓她的病情。当时她正躺在石景山一家医院抢救。一天夜里，她喝下大半斤五十六度的北京二锅头后，在电话中和朋友告完别，然后用菜刀割了手腕。要不是那个平时玩得要好的朋友挂完电话，隐约感觉不对劲，赶紧连夜赶往她的住处，她肯定当场就没了。

她坚持不承认自己患病的事实。他们费了很大的功夫，才将她接回老家。那时她沉浸在与北大某位知名教授热恋狂想中。她有教授的课表，每堂课都去旁听，坐最后一排，认真做笔记，比他的学生还认真。用铅笔素描了好几幅教授的肖像，像画自己的未婚夫，却从未和他说过一句话。

她在老家养了大半年病。遵照医嘱，按时吃药，休息，睡眠质量大为改善，情绪也逐渐平稳。父母松了口气，想只要身体好，过怎样的生活都行。周末她和父亲去湖边钓鱼，陪母亲逛菜市场，研究厨艺，与常人无异。闲的时间久了，她说想找份清闲的工作，托付父母给她物色个可靠的人，安心生活。父母知道她的想法，深感欣慰，长舒口气。其间她还读完了雨果的《悲惨世界》。一天夜里，事前没任何预兆，她给父母留了纸条，上面写着一段无头无尾的话：“人心是妄念、贪欲和阴谋的污地，梦想的舞台，丑恶意念的渊薮，诡诈的都会，欲望的战场。”

她偷开走了母亲新买不久的标致汽车，还拿了一张存折，带上了那只心爱的非洲灰鹦鹉。

这次她没去北京。她厌倦了北京，也厌倦了伤害。她只想找个温暖的海滨城市，隐姓埋名，开始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