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流放制度的起源

，而且成千上万人死于入侵者携带而来的疾病。只有地处遥远的东北部、被冰雪封住的楚科奇，因为令人却步的自然险阻和极少的毛皮产量而延缓了俄国的推进。6

随着时间推移，俄国人恩威并施的手段取得了他们想要的结果：西伯利亚的原住民接受或屈从于这个新的贸易帝国，与他们的新主人谋求和平，并缴纳贡赋。在这场可说是极其成功的由国家控制的领土征服活动中，私人毛皮商收集了大量毛皮。1630年夏，他们经曼加泽亚运送了3.4万条黑貂皮；1641年夏天，不少于7.5万条黑貂皮通过了位于雅库茨克的沙皇海关。扩张中的沙皇俄国极端高效地监管着毛皮收集，因而到了1700年，这种“软黄金”的供应临近枯竭。7

随着时间推移，俄国政府依靠一套复杂的关系网来让自己在这片新的边疆世界中施加影响，关系网的一方是商人、设陷阱捕兽者和哥萨克人，另一方是沙皇在西伯利亚定居点设置的早期总督，他们通常是互惠的，但有时是对立的。由于俄国经济困难，它的东扩计划不得不自筹资金，因此西伯利亚总督获准在向国家上交固定份额的前提下，通过贩卖毛皮、酒和女性来养活自己及下属，这种做法被称为“自给自足”。有些总督因此积累了巨额财富。为了确保他们不会过度勒索和贪污，政府在返回俄国欧洲部分的主要道路上设立了检查点，以搜查返程的总督，没收多余的掠夺品。虽然“自给自足”的做法被容许存在，但它在西伯利亚官员当中确立的免责制（甚至可说是免罚制）在19世纪之前一直困扰着圣彼得堡。偷窃、贪污和贿赂盛行于行政部门的各个层级，上至西伯利亚的省长，下至低等文员。然而尽管俄国的帝国系统有未完善之处且其权力结构简易、不合规范，但是它不仅完全足以收集西伯利亚的毛皮，而且足以征服、掌握并最终管理广阔的土地。对西伯利亚的征服将俄国从一个在欧洲边缘的次等王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大陆帝国。8

俄国人首先是作为战士、设陷阱捕兽者和商人来到西伯利亚，但是在17世纪的进程中，他们在西伯利亚的活动从毛皮贸易转向了农业生产，从收缴贡赋转向了在此定居。1622年，共有约2.3万名俄国人和多个国家的人生活在乌拉尔山以东；至1709年，人数达22.7万且仍在不断增加。在毛皮贸易盛期出现的边疆要塞逐渐发展成更为稳定的城镇和贸易中心。17世纪下半叶，托博尔斯克崛起为在西西伯利亚的俄国行政、宗教和商贸中心。到1700年，托木斯克在西伯利亚中南部扮演着类似的角色，而叶尼塞斯克这个往来雅库茨克和远东地区的所有贸易都要经过的中转站，在更偏北的地区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伊尔库茨克建于1652年，它的发展也很迅速，先是作为一个从外贝加尔的布里亚特原住民那里收集毛皮贡赋的中心，后来成为中国和俄罗斯帝国之间的一个贸易商业中心。9

在17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因为几波新的移民潮，许多欧洲人在西伯利亚定居。农民从俄国欧洲部分的贫困地区迁移至此。有些人是政府资助的移民；其他人则是逃亡的农奴，他们知道如果自己越过了乌拉尔山，那么他们的主人就几乎不会追踪到他们了。早在1670年，仅在托博尔斯克地区就有约3.4万名农民。政府官员、哥萨克人、其他士兵和战俘在西伯利亚小城镇和定居点的居民中占很大的比例，并给这些地方增添了明显的军事特征。成千上万名宗教异见人士逃离了俄国欧洲部分对他们的迫害，在更往东的地方建立了定居点，他们可以在那里不受当局干扰地信奉自己的信仰。10到了18世纪，西伯利亚有原住民人口约20万人，来自俄国和欧洲的人口则由约15万名男性和7.6万名女性组成。这些群体之间相互通婚。很多俄国移民娶（有时是夺取）当地妇女为妻并与之生儿育女。在叶尔马克首次越过乌拉尔山一个世纪之后，一种西伯利亚生活方式开始形成。俄国士兵、工匠和农民与西伯利亚原住民生活在一起，并逐渐成为稳定的殖民者，被称作“老西伯利亚人”（Сибиряки或Старожилы）11。

然而，和老西伯利亚人居住在一起的人是并非主动选择来到西伯利亚的男男女女，他们被迫离开了自己的故乡，被扔到了这个后来被称为“没有屋顶的大监狱”的地方。西伯利亚既是充满机遇的土地，也是刑罚的世界；既是自由移民的土地，也是不自由的流放者的土地。在沙皇统治时期，这两个角色之间明显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这一矛盾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支配着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12

流放是一种驱逐行为。托博尔斯克和西伯利亚主教约安·马克西莫维奇于1708年宣称：“为了避免身体垮掉，我们不得不清除体内的有害物质，在国民社区中也是如此：所有健康且无害的要素可以存留在这里，但是有害的要素必须被清除出去。”13帝国理论家们一再将西伯利亚描绘成一个超出帝国想象边界的世界，君主可以将杂质清除到那里，以保护政治和社会机体的健康。这些比喻说法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但基本的信念仍然是说，西伯利亚是收容帝国自己的机能紊乱的容器。

将罪犯驱逐出俄国社会的惩罚是在一种残酷的仪式中公开施行的，这样做既强调了罪行的严重性，也维护了统治者的权力。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会在公共场所遭受鞭打；男性重罪犯的面部还会被打上烙印，鼻孔被撕破。英国历史学家威廉·考克斯在18世纪70年代穿过俄罗斯帝国时，在圣彼得堡的中心市场看到一个杀人犯正在遭受这样的鞭打。考克斯挤过人群，爬到广场边缘的一座小屋的屋顶，从这个有利位置目睹了行刑过程。行刑者挥舞着最可怕的肉刑刑具——皮鞭（knout）。这种皮鞭由结实的生牛皮构成，直径约4厘米，被一个铜环固定在一根长约一米的编结而成的皮质鞭子上，皮质鞭子又连到让行刑者手持的长木柄上：


行刑者每次抽打前都会先后退几步，同时向后挥动握着皮鞭的手。然后他倾身向前，用相当大的力气将皮鞭平直的尾端垂直地打在罪犯赤裸的脊背上，鞭痕从衣领到腰部有6至7英寸（约15至18厘米）。他开始抽打罪犯的右肩，并继续使用同样的力气抽打左肩；直到鞭打了整整333次才罢休，这是判决规定的鞭打次数。在遭受这种骇人的刑罚后，罪犯的鼻孔被钳子撕裂；他的脸上被热烫的铁块烙下印记；并被再度被关进监狱，等待被发配到西伯利亚涅尔琴斯克的矿井。14

这种残酷的惩罚实际上是帝国的仁慈的证据。从彼得大帝在位（1696—1725年）时开始，“公民权死亡”或“政治死亡”的惯例剥夺了罪犯的司法权利，并没收了他们的所有土地和财富，以充分显示国家的威力。后在1753年，伊丽莎白女皇（1741—1762年在位）正式用在西伯利亚服苦役取代了绞刑。参政院的一项裁决明确说明，那些犯了可判死刑罪的人今后将沦为“政治死亡”，并“终身服苦役”。从那个时候起，死罪犯人被宣判为“公民权死亡”，他们都会在市场上被行刑者公开鞭打。下文是对一名18世纪的重罪犯的典型判决：


判处他死刑，把他带到行刑台上，命令他躺在刽子手面前的台子上，然后再把他从台子上带走，说道：“我们伟大的君主对他显示了怜悯之心，恩赐他生命，而不是死亡。我们没有让他被处死，而是……为惩治他的盗窃罪，让他的鼻孔被无情地撕破，这样观看行刑的人就不敢有偷窃的念头，也不敢说任何对伟大的君主不利的话。”15

因此，公民权死亡是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