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流放制度的起源

人羞耻和痛苦的经历。在1785年之后，俄国贵族被免除了肉刑，因为羞愧和耻辱本身就可以对上层阶级发挥可怕的惩罚效力；但对下等阶层来说，由于他们被认为对这类崇高的情感无动于衷，那些标志着将他们从帝国社会驱逐出去的仪式并没有重大仪式感。16

考克斯苦笑着说，无论在这些仪式中体现出了什么样的君主怜悯之心，“总体来说，我们也许会发现，尽管俄国的刑事法典明显很温和，但在俄国丧命的罪犯并不比那些设有死刑的国家少”17。虽然西伯利亚苦役犯将面对严酷的现实，但是死刑的废除意味着，不仅是他们的惩罚得自沙皇，他们的性命也得自沙皇。君主的权力不单单是夺走生命，而且还在于赐予生命，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君主的权力一直是流放制度的基石。

西伯利亚流放制度不仅是专制权威的体现，在17和18世纪，它还拥有了经济目标。随着俄国不断扩张以及它对领土和资源的欲望不断增长，“驱逐出”被“流放到”取代了。在1592年的乌格利奇起义者被驱逐之后，国家不断把罪犯、逃兵、妓女和暴乱者发往西伯利亚，通常是送往那些未能吸引足够多的自愿移民的地区。据某项估计，共有19900名男性和8800名女性在1662至1709年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8在彼得大帝在位时期，苦役犯参与了在圣彼得堡、波罗的海沿岸和亚速海周边的大规模建设项目，这个做法推广到了西伯利亚。彼得大帝的约2万名瑞典战俘（包括那些修建了托博尔斯克克里姆林宫的战俘）戴着镣铐被发送到了西伯利亚各地的城镇和村庄，后来彼得大帝在政治上的手下败将和一些逃亡的农奴也来到了这里。现在国家不仅想要开采西伯利亚的自然资源，还努力把移民迁居这里，于是彼得大帝用囚犯在西伯利亚各地的劳动场所开采原材料的做法得到了推广。19

18世纪的基础设施建设是这个殖民进程中的一个显著变化。最初铺设的道路是为了补充西伯利亚的河流网络作为首要交通运输方式的不足之处，使旅程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西伯利亚人口稀少、地域辽阔，因此政府依靠当地居民来维持交通和通信。未铺砌的道路由农民和当地人维护，在叶卡捷琳娜大帝在位期间（1762—1796年），他们因自己的劳动而被奖励不必缴纳西伯利亚贡赋。到1725年，西伯利亚的大路沿线已经雇用了约7000名马车夫。18世纪40年代，通过努力设置驿舍，各个西伯利亚要塞被联结了起来，每个驿舍都配有马车夫和健壮的马匹。路面状况非常糟糕，因而每两个驿舍之间的距离相对较短（1745年，相距仅380千米的塔拉和托博尔斯克之间有多达20个驿舍）。联结莫斯科与雅库茨克的西伯利亚大驿道于18世纪60年代开始建设。这条驿道的建造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无论是在卢布花费还是在罪犯和农奴的生命损失方面都是如此，但这条驿道的确有效改善了车辆的通行条件。20

然而，穿越西伯利亚的旅程仍然是一项严峻的考验。步行或者乘车赶路是根据季节决定的，有的季节仅仅是折磨人，有的季节则完全不能赶路。每个春季和秋季，软泥总是让车轴深陷其中。形容这一时期的俄语术语为распутица，字面意思是“没有道路的时节”。马车常常陷于泥沼中；因为马车颠簸着碾过石头和木头，所以车轮和车轴会折断。夏季，滚滚尘土令旅客几乎窒息，路旁的池塘和溪流在炎热的天气中变浑浊、变咸，周围飞着成群的蚊子和马蝇。在1787年终于到达伊尔库茨克后，美国旅客约翰·莱德亚德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


我……终于休息了一下，此前我走过了一段非常疲乏的路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些很恼人的情况：我和信使一道前行，鞑靼野马以极快的速度载着我在荒芜崎岖的乡间奔跑，其间弄坏了几驾［有篷马车］，被蚊子袭击，一路都在下大雨，当我终于抵达伊尔库茨克时，我浑身湿透（在此前的48小时里都是如此），满是泥浆。

只有在冬季，积雪盖住了尘土，骤降的气温冻住了泥泞的土壤，西伯利亚大驿道才变得更容易通行，但旅行仍然耗时数月时间，甚至数年。即使进入19世纪30年代，在通往太平洋沿岸的鄂霍次克的道路上，仍旧散布着没能扛过旅途的马匹的尸骨。21

随着道路慢慢增多、路况逐渐改进，西伯利亚和俄国欧洲部分之间的实际距离不断缩短。到18世纪末，政府信使可以在不到18周的时间里骑马完成从圣彼得堡到鄂霍次克之间10500千米的行程，外贝加尔的涅尔琴斯克则能够在75天到达。从首都到西伯利亚东北部的雅库茨克需要100天，而到西西伯利亚和中西伯利亚的城市要近得多。如果沙皇在冬宫下达一条指令，他可以放心，这条指令在几个月内就能到达相关西伯利亚官员的手中。22

然而，对越过乌拉尔山的移民来说，俄国欧洲部分与西伯利亚的城镇及乡村之间的距离仍然是遥远的。许多作为移民或是流放者踏上这趟征程的俄国农民，此前从未去过离自己出生的村庄几十千米远的地方。对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来说，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仍然在地理上难以抵达，在心理上距离遥远，正如18世纪90年代的植物学湾之于伦敦。23

但移民还是在往这里迁移，随着18世纪的时间慢慢流逝，移民人数越来越多。到1762年，超过35万名男性农民在西伯利亚定居；到1811年，这个数字攀升至超过60万。贸易和农业的发展逐渐将西伯利亚边疆定居点变成繁忙的城镇。四周环绕着肥沃可耕地的托博尔斯克成了一个贸易中心。1782年，348名商人和2761名工匠构成了托博尔斯克的过半数居民，此外还有725名流放者、487名马车夫、151名皈依基督教的原住民和300名退役军人。至1790年，托博尔斯克拥有12名圣像画家、18名银匠、35名枪支技工、45名铁匠、1名钟表匠和许多其他工匠，包括裁缝、女装裁缝师和鞋匠。24当苏格兰探险家约翰·邓达斯·科克伦在19世纪20年代初到访这座城镇时，他发现：


这里有很多气派的教堂……街道上铺设着木板，建筑大多也是用木材建造的。市场和集市监管良好，总的来说，这座城镇非常干净……托博尔斯克附近可以看到成群的牛，这里的食物价格低廉，储量丰富……或许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社会公正；这个地方此前一直被认为是野蛮和残酷的中心，可是这里展现出了最为令人满意的特点。25

叶卡捷琳娜大帝在1775年将西伯利亚划分为东西伯利亚和西西伯利亚，此后，伊尔库茨克像托博尔斯克一样成了一个地区首府。到18世纪90年代，每年有价值多达700万卢布的货物会经过伊尔库茨克，每年冬天有多达1万驾雪橇聚集在伊尔库茨克，然后向西运送来自中国的货物。行政权力和生机勃勃的贸易带来了大量财富和规模不断扩大的西伯利亚商人阶层，他们与俄国官员家庭通婚，从而开始形成一个地方文明社会。伊尔库茨克的第一座公共图书馆于1782年开放；到18世纪末，该城还拥有一个业余剧院和一支完整的管弦乐队。科克伦这样描述伊尔库茨克：“街道宽敞且笔直……大部分房子是木构建筑，但也有许多房子是砖石建筑且建筑风格出众。”26

尽管如此，到19世纪初，只有托博尔斯克、托木斯克和伊尔库茨克这三座西伯利亚城市的人口超过1万人，没有一座城市的人口超过1.5万人，大多数城市的人口少于5000人。此时西伯利亚的总人口包括原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