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流放制度的起源

民、俄国农民定居者以及流放者，加起来只有大约100万人，他们集中在西西伯利亚的城镇和乡村以及叶尼塞河以东的几个城市中心。大多数西伯利亚城镇实际上只比大村庄略大一点，它们被大片冻原、泰加林和草原地带分隔开，其间散布着从事农业、贸易和手工艺的居民的小规模定居点。尽管国家将哥萨克人、退役士兵、农民和定居流放者列入不同的法律范畴，但这些人比邻而居，而且共同忍受着西伯利亚的恶劣气候和荒凉地带构成的无情挑战。大多数村庄沿着西伯利亚的航道、驿道和商路分布；有些则毗邻矿山、盐场和酿酒厂。各种各样的非自愿移民在这些或者属于沙皇或者属于私人土地所有者的工业企业里辛苦劳作。有些是被判处服苦役（каторга）的罪犯，有些是逃兵和逃亡的农奴，其他人则是被其主人从俄国欧洲部分强制发送到西伯利亚的国家农民或私人农奴。27

随着国家在18世纪加强中央集权，它不断增加对社会的控制。很多此前无罪的活动（砍伐橡树、采盐、流浪、进入私人土地、乞讨等）变成罪行，并可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在安娜女皇（1730—1740年在位）和伊丽莎白女皇在位期间，刑罚殖民通过一堆新法律发展了起来。新法律让欠债者、宗教异见人士和罪犯也成了西伯利亚非自愿的新成员。帝国也见证，或者至少现在能够记录，轻微犯罪和有组织的严重盗匪行为均明显增加。这两类犯罪活动都为西伯利亚的刑罚工厂增加了新成员。俄国欧洲部分城市里的妓女、窃贼、醉鬼和乞丐经常会遭到围捕，然后被带到西伯利亚。28

随着农奴制加紧对俄国农民的控制，国家和不愿放弃自由的百姓之间的暴力冲突也出现了。18世纪，俄国因暴力起义而动荡不安，如1707—1708年的布拉文起义与1773—1775年哥萨克人和农民起义，后者由叶梅利扬·普加乔夫领导，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兵败的起义者如果躲过了大屠杀和绞刑架，就会戴着镣铐被送往西伯利亚。29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没有造反，而只是想要逃离农奴制和长达25年的兵役，于是他们躲进了俄国的乡村地区。无法出具国内证件的流动劳工和乞丐会被（常常是直接）当作逃亡的农奴或逃兵，从而遭受鞭打和流放。随着流浪在1823年被定为犯罪行为，上述惩罚这些劳工和乞丐的做法达到了高潮，每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人数激增。在1819至1822年间，每年有超过4000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823年，这一数字增加到近7000人，次年这一数字几乎翻了一番。1826至1846年的20年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16万人中有48500人是被判为流浪者。30

18世纪后期，俄国第一次出现了思想领域的反对力量。在乌格利奇起义者被放逐到托博尔斯克近两个世纪后，俄国专制政权仍然将西伯利亚视为一个倾卸异见人士和颠覆者的便利场所。历任沙皇都把宗教当作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堡垒。叶卡捷琳娜大帝流放了成千上万名旧礼仪派（反对17世纪60年代的宗教礼仪改革的东正教信徒）成员和乌托邦教派（如鞭笞派和莫洛阁尼耶派）成员。这些驱逐活动确立了一种迫害和流放宗教异见人士的模式，这种模式将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31

随着法国大革命到来，即便是叶卡捷琳娜大帝这个钦慕孟德斯鸠，与伏尔泰和狄德罗通信的最开明的专制君主，也倾向于把所有对她的国家的批评视作在意义上和目的上的革命。作家亚历山大·拉吉舍夫因为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年）一书中阐述了对俄罗斯帝国的政治、社会和道德堕落的广泛批判而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尽管拉吉舍夫提出了明显是反革命（和预言性）的警告，即警示如果国家无法解决农奴制和农村贫困弊病而会出现的暴力事件，叶卡捷琳娜大帝还是被激怒了。她谴责拉吉舍夫为“比普加乔夫还恶劣的人”，并以煽动暴乱和冒犯君主的罪名审判他。拉吉舍夫被认定有罪并判处死刑，后叶卡捷琳娜大帝改判为流放伊利姆斯克十年，那是一个位于东西伯利亚的遥远要塞定居点。然而，拉吉舍夫只服了五年刑期，因为乐于推翻母亲决定的保罗一世（1796—1801年在位）将拉吉舍夫召回了圣彼得堡。在18世纪末，拉吉舍夫是一个孤独的西伯利亚政治流放者，但是从19世纪末回看，拉吉舍夫似乎是后世思想反叛者的先驱，他们先是拿起笔，后来拿起枪，来反对专制政权。32

沙皇政权继续利用司法和司法外的机制来放逐那些其宗教和政治信仰被认为有害于公共利益的臣民。“行政流放”制度使沙皇政权可以规避法律细节和公众惯例。人们会被悄悄地逮捕，在没有上诉权利的情况下被直接从俄国社会中驱逐出去。一个喀山省的文员在1821年指控省长贪污，后来这个文员被指责为“可疑的”，并被放逐到西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官僚无能、贪污腐败和漠不关心，制造出了一个充斥着荒唐规定、不实指控和秘密逮捕的迷宫。33

尽管18世纪流放者的人数在增加，但俄国在西伯利亚不断发展的刑罚工厂仍旧面临着长期的劳动力短缺。为了部分解决新成员的缺口，政府试图向帝国各地的一系列社会机构和公共机构授予行政流放的权力。1736年，工厂、矿山和冶炼厂的私人所有者及国有工厂的经理获得了流放“表现不当的工人”的权力。由于注意到“在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省和涅尔琴斯克地区有很多适合定居和农耕的地方”，1760年，参政院颁布了一项法令，允许地主和修道院将他们的农奴交给国家。地主现在能够拟定可以选来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男男女女的名单，名单一般由村庄里的长者提供，名单上的人被描述为“下流的”“淫秽的”或有“不道德行为”。作为额外的激励，15岁以上的男性可以代人入伍，以顶替农奴主必须为国家征募的士兵。该法令力图将令人讨厌的农民逐出俄国欧洲部分，同时为东西伯利亚不断发展的工业场所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

行政流放也使得农奴主可以摆脱那些不顺从、不中用或者仅仅是自己不喜欢的农奴。伊万·屠格涅夫在1874年的自传体中篇小说《普宁与巴布宁》中描绘了他自己的家庭是如何专横地对待自家庄园中的农奴的。叙述者的祖母（这个人物的塑造受到了屠格涅夫的母亲的启发）挑出了一个年轻的农奴，她指责这名农奴对她不够尊重。祖母让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让他离开时，她“冲着窗户挥了挥手帕，仿佛在驱赶一只恼人的苍蝇”34。

但俄国农民并不是专横主人的被动受害者；他们也把流放制度用作社会控制和净化的工具。农民社区时常和农奴主勾结，对残疾人和精神疾病患者实行行政流放。对农奴和他们的主人来说，摆脱那些给村庄造成经济负担的人符合他们双方的既得利益，但这些人唯一的罪过就是没有工作能力或头脑愚钝。351835年初，在西伯利亚的97000名流放者当中，28500人被标示为“没有工作能力”。此外，根据1669年订立的法律，农民和商人社区这些自发成立的合法机构可以像农奴主一样拒绝接纳刑满返乡人员。一个罪犯或许会被认定有罪、遭受鞭打、被判处监禁，但在他（她）终于获释之际突然发现，自己之前的社区不允许自己回去。在这种情况下，这名罪犯便会明白，自己被行政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即便是他（她）原来的罪行不应处以这种刑罚。阿列克谢·列别捷夫的遭遇是千千万万个例子当中的一个。他是一名莫斯科商人的儿子，因小偷小摸在1846年被定罪。列别捷夫遭受了鞭打和短暂的监禁，但他的商人社区拒绝重新接纳他，于是他被流放到了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