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流放制度的起源

伯利亚。36

除了可以拒绝接纳获释的罪犯，这些农民和商人社区还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利。一条1763年的法令使这些社区能够行政流放本社区的成员，即使他们的罪行未被证实，而仅仅是有犯罪嫌疑。由于缺乏足够的农村警力，沙皇政府依靠这些下放的惩罚行动来维持俄国欧洲部分的法律和秩序。1857年，在雅罗斯拉夫尔这个面积3.6万平方千米、人口95万人的俄国中部省份，内政部仅能依靠244名警察来维护治安。至1900年，为了整个帝国的近9000万高度分散的乡村人口，政府只配备了1600名治安官和6900名警佐。由于沙皇政府无法委托自己的机构来维护法律，政府便将调查犯罪活动、逮捕作恶者和定罪的法律责任移交给了多个社区、行会和机构。一些不幸的人被草率地宣判有罪，然后被交付当局以流放西伯利亚。流放制度从来都不仅仅是高压政府的一个工具，也是农民和商人社区用来对付自己的成员的惩罚手段。37

因而对农奴主、工厂主、村民会议和商人行会来说，行政流放是一种清除惹是生非者和生产能力低下的成员的有效工具。这种制度被近乎无限地滥用。从小偷、杀人犯和强奸犯到被诽谤者、迷信受害者和村庄政治受害者，都会戴着镣铐被押送到东方。行政流放的使用和滥用令流放者的人数在19世纪上半叶激增。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超过半数的西伯利亚流放者从未见过法庭的内景或听过法官的裁决。许多被乔治时代的英格兰判处流放殖民地的人可能犯的是极其轻微的罪行，但至少他们是由地方法官或陪审团定罪。俄罗斯帝国的绝大多数农民和商人被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这为西伯利亚的流放定居点和刑罚殖民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人口。38

到了18世纪后期，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专制政权已经把流放制度发展成一个成熟的由政府主导的西伯利亚殖民项目。39仅在叶卡捷琳娜大帝刚开始执政的20年时间里，就有约6万名叛乱分子、宗教异见人士和政治犯以及罪犯、妓女、行政流放者和他们的家人等几类常见的流放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女皇非常关注非自愿移民的生产能力，因而她试图改革流放制度。女皇规定，那些经常施予西伯利亚流放者的肉刑不能过于残酷，不能令其伤残，因为他们必须保持劳动能力。出于同样的原因，叶卡捷琳娜大帝想要阻止老人和体弱者被流放，但是，女皇的权力在距离圣彼得堡数千千米远的地方非常有限，因此她的指示几乎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因为农奴主、农民和商人被授予了流放权力，所以那些西伯利亚新成员被选中仍旧不是因为他们具有潜在的生产能力，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缺乏生产能力。40

虽然殖民活动给帝国在西伯利亚的政策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目标，但是被各种临时增设的法令、法律和临时立法驱动的流放制度依然混乱。在伟大的19世纪政治家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1772—1839年）的改革下，流放制度首次实现合理化。斯佩兰斯基在1819年被亚历山大一世任命为西伯利亚总督，随后他着手合理化流放制度。1822年，他实施了大量改革，这些改革标志着帝国开始调整和维系西伯利亚刑罚殖民事业。从那以后，犯有重罪的流放者被判处服不同年限的苦役，之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某个地区的定居点（ссылка на поселение）；罪行不太严重的罪犯被直接判处不同的刑期，时间从几年到终身不等（也是在某个特定的地区）。一旦流放者服满了自己的刑期，就会离开自己被官方指定的地区，在西伯利亚的任意地方居住。这两种惩罚方式都设想着让流放者最终融入西伯利亚农民群体中。流放者如果想要返回俄国欧洲部分，必须拿到当局授予的明确许可（和一种国内通行证）。他们一定要得到自己所属的农民和商人社区的同意，但他们无法很快获取同意，而且他们不得不自行为返乡之旅支付费用。虽然这些法律经常被自行其是的地方当局轻视，但它们构成了流放制度的基础。刑满后的流放者在打算返乡时会遇到重重法律障碍，其实这些障碍事先经过了精心设计，以确保大多数人最终会留在西伯利亚。斯佩兰斯基的行政、刑罚和后勤改革塑造了19世纪余下的几十年中的流放制度。41

更广阔的移民野心现在要求罪犯应被惩戒，甚至被改造。理论上，苦役犯和流放者会被转移到地广人稀的伊尔库茨克省和叶尼塞省，并被分配到特定的工业场所和矿山，例如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涅尔琴斯克和卡拉。正如流放制度清除了俄国欧洲部分的恶棍，西伯利亚流放的严酷条件清除了这些恶棍的恶习。西伯利亚流放者的性别比例失衡，因而到18世纪中期，当局已经开始担心西伯利亚的妇女短缺问题将使得西伯利亚无法出现人口稳定的刑罚殖民者。因此，国家鼓励妇女跟随丈夫越过乌拉尔山，因为国家料想她们可以对男性发挥安抚和改造作用。政府甚至还通过了新的法律，规定行政流放者的妻子以及（在经过农奴主同意的前提下）他们的孩子跟随丈夫和父亲来到西伯利亚，然后由政府补偿农奴主的人力损失。通过建立稳定且能够从事生产活动的家庭单位，个体的再生和国家的移民议程实现了完美结合。42

然而，国家的规划与国家在西伯利亚位置偏远、人口稀少且管理不到位的地区落实这些规划的能力之间有着一道始终存在的鸿沟。在当地，殖民和惩罚之间矛盾重重。由于资金长期不足、被不当管理且受被囚环境的摧残，在西伯利亚无情的气候和地形条件中，流放者缺乏使自己成为独立的农民和商人所必需的激励机制、技能、财政手段和组织手段。然而，虽然惩罚和殖民的矛盾在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时就已经很明显，但在20世纪初之前，国家一直坚持把流放作为首要的惩罚工具。

精确的统计数据无法获取，但是据可靠的估计，18世纪末生活在西伯利亚的流放者有数万人，大约3.5万名男性是在1761至1781年间被流放。到1801年亚历山大一世即位时，这些流放者分散在大约36万名当地人以及大约57.5万名俄国和欧洲移民当中，因此占西伯利亚居民总数的不到5%。19世纪，流放者人数很少超过这片大陆总人口的10%。然而，流放者和苦役犯不平衡的集中分布意味着，他们或许会在某个城市或地区的居民中占重大比例。1840年，他们只占西西伯利亚的亚卢托罗夫斯克地区的人口的4%，而占中西伯利亚的卡因斯克地区的人口的31%，占更往东的马林斯克地区的人口的不低于38%。43

随着上报的犯罪、社会动荡、宗教不服从和暴乱活动在19世纪持续增加，流放者的人数激增。在19世纪30年代，7.8万名流放者翻过了乌拉尔山脉；到19世纪70年代，人数已攀升至近16.7万。这种刑罚移民的累积效应的结果是，到1897年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时，在西伯利亚的576万总人口当中，有30万流放者。虽然当时距俄国革命还有20年，但人数日益增多的被逐出者和他们激起的紧张局势已经加深了社会和政治冲突。沙皇俄国努力把社会和政治混乱囚禁于乌拉尔山以东，但是到19世纪末，沙皇俄国开始变得像一个正在自我毁灭的社会。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