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收缩的大陆

谋生计。

施瓦嫩贝格在第二年春天派出一支救援队，但是当救援人员于1877年4月29日最终抵达那艘船那里时，却看到了令人怜悯的场面：科罗特科夫和塔布林死于坏血病；切斯诺科夫被狼吞食了；努梅林曾在照顾生病的同伴的同时，在船上的4只西伯利亚狗的协助下成功抵御了食肉动物的侵袭，他现在处于一种精神错乱的状态。救援队包括另一艘船的大副爱沙尼亚人爱德华·梅瓦尔德、一个名叫安德烈·齐步伦科的人以及两名当地的猎人，这两名猎人此前同意从大约360千米外的杜金卡城出发搜寻“北方之光”号。救援人员成功地拯救了努梅林，却没能拯救得了那艘船。气温在1876年11月12日降至-46℃，在1877年5月5日仍低至-14℃，船员没法让这艘船远离冰雪的侵袭。当冰雪终于在6月6日开始融化时，随着叶尼塞河河水泛滥，这艘受困的船只被冲毁了。努梅林和他的4个同伴被迫在河岸上芬兰人过冬的小屋的屋顶上避难。他们在4平方米的地方困了8天，轮班推走浮冰（水面距离屋顶不到30厘米），而这条河淹没了方圆30千米的地方。18

令施瓦嫩贝格感到高兴的是，他从西多罗夫那里获得了一张空白支票，即“只要我没有返回圣彼得堡”，就可以根据需要尽可能多地建造替代船只。施瓦嫩贝格艰难地穿过了西伯利亚森林，终于于7月16日来到了“北方之光”号处，监督这艘船的转移。19这艘船的损伤是不可修复的，但是施瓦嫩贝格成功地购买了一艘新船，这是艘用于在叶尼塞河上来回运输货物的大船。卸载了“北方之光”号上剩余的物品后，船员们在西伯利亚当地人的帮助下，花了2个星期时间将这艘大船改装成能够在外海航行的原始纵帆船。改造后，施瓦嫩贝格十分乐观，将其更名为“黎明”号。

“黎明”号只有17米长、4米宽，基本上不适合在外海航行。它没有龙骨，只有一个简陋地装备着航海仪器且无法抵挡大风的半甲板。然而，这艘船是西伯利亚自己的产品，是用当地的专门技能建造的。因为施瓦嫩贝格只能找到一个叫库济克的芬兰人作为替补水手，所以他又找到了以前也从未出过海的齐步伦科作为第五个船员。

图拉第72步兵团的前文书安德烈·齐步伦科是一个西伯利亚流放者。梁赞的一个军事法庭在1873年认定他“醉酒，用污言秽语冒犯了他的军士长，对他的步兵指挥官不服从、缺乏尊重”。法庭剥夺了他所有的权利和财产，判处他在斯摩棱斯克军事惩戒营服刑4年，随后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定居点。被流放到叶尼塞省的一个村庄后，1875年，齐步伦科获准在该省更广泛地找工作，之后便从官方的视野中消失了，一年后才在拯救努梅林的救援队中再次出现。作为流放者，齐步伦科被永久禁止返回俄国欧洲部分，而且施瓦嫩贝格知道这一情况。协助逃跑者会让这名船长变成共犯，所以施瓦嫩贝格提出了以下方案：“我说服了齐步伦科只跟我们一起航行到百德拉茨卡娅湾［在西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省的岸边］，从那里他可以很容易地到达奥布多尔斯克，然后沿着鄂毕河回到叶尼塞省。”20

“黎明”号做好最后的准备工作，除了石墨，它还装载了一些有民族志意义的人工制品和当地野生动植物的样本，1877年8月9日，它从高齐哈定居点沿叶尼塞河起航。叶尼塞河河口的水域在海图上标注得很不清楚，在此处航行非常困难。有几次，这艘船差点儿搁浅。8月13日，“黎明”号靠近百德拉茨卡娅湾，但是风暴和密布的浮冰让这艘船无法靠岸，因此齐步伦科不能按计划下船。

“黎明”号在大风和汹涌的大海上艰难行进，周围满是可能会刺穿船体的冰块。船员不得不一直在甲板上守卫，用船桨推走浮冰。这些水手缺乏睡眠，身体冻僵，且筋疲力尽，在暗藏凶险的喀拉海峡，他们差点因为风暴而丧生。然而，他们的决心、技术和忍耐得到了回报，他们在这场灾难中幸存了下来，随后航行至巴伦支海，并于8月31日终于到达了挪威的瓦尔德港口。

瓦尔德的电报站立即开始播报“黎明”号无畏的航行，在该船停靠的每个斯堪的纳维亚城镇，船员们都被当作英雄欢迎。随着这次航行的消息传播开来，沙皇本人也向商船协会发出贺信，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的新闻界也开始报道这个故事。在克里斯蒂安尼亚、哥德堡和斯德哥尔摩，警方需要控制聚集在码头区的祝福人群，船员们受到了当地达官显贵的款待，当地为他们举行了庆祝晚宴。10月17日抵达挪威首都后，俄国领事欢迎了这些船员，还邀请挪威所有的大臣出席为这艘船及其船长举行的晚宴。英国、德国和法国的领事也分别举行了晚宴，以庆祝这些船员的成就。然而，俄国领事的反应并不局限于举起香槟酒杯和祝酒。10月28日，他写信给财政部：“我认为我有责任提前报告……‘黎明’号上有个流放者——齐步伦科。”这一令人不安的消息传到了内政部，这艘在国内外备受瞩目的船只上竟有一名流放者，内政部对这一事实感到非常尴尬和愤怒，于是在11月11日给出指示：在“黎明”号抵达首都之后，立马逮捕齐步伦科，把他“驱逐回西伯利亚”21。

“黎明”号终于驶入了涅瓦河，并成功抵达圣彼得堡，当时俄国正处在俄土战争这个国际背景下，俄国社会正沐浴着爱国热情。1877年11月，在巴尔干地区的俄国军队正在包围普列文，并在一场决定性战斗中拿下了位于土耳其和亚美尼亚边境的卡尔斯要塞。22俄国新闻界纷纷报道从战区传来的捷报，乐观的情绪笼罩着俄罗斯帝国。这种新树立起的帝国自信——在克里米亚的奇耻大辱之后仅二十年便出现了——支持了那些认为俄国在西伯利亚有重大使命的人。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我们的东方”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同化西伯利亚在经营帝国在远东的商业和战略利益中处于核心地位。23亚历山大二世的政府于1867年决定把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此举受到公众的激烈反对，在这个时候，探索圣彼得堡和西伯利亚之间的海上通道的必要性更加突出了。因此，大臣们急切地想要让公众注意到国家对西伯利亚探险提供的资助，想要促进开创性活动，以把争议抛到后面。出售俄国的北美殖民地带来了一个不可预见的后果：西伯利亚东北部的公路网迅速衰落（这些交通要道此前一直由俄美公司维护，作为物品和人员来往阿拉斯加的一条运输路线）。在此背景下，开通进出东西伯利亚的海上航线具有重大的象征和现实意义。24

视野更宽广地说，欧洲各国刚开始的“瓜分非洲”也提供了一个关于探索、殖民、经济力量与帝国威望之间的关系的实例（俄国新闻界甚至报道了亨利·莫顿·斯坦利在1877年秋天遇到戴维·利文斯通的故事）。“黎明”号的航行向俄国公众表明，俄罗斯帝国与其英国和法国竞争者一样，在探索和经济开发自己吞并的领土方面并不懈怠。人们把西伯利亚想象成了一个拥有大量尚未开发的资源的殖民地，这种更广阔的设想为“黎明”号的成就灌输了超越航行本身无疑具有的英雄主义的重要意义。25

西伯利亚在俄国的帝国使命中的作用正在得到赞同，而它作为流放地的功能正受到广泛批评。废奴情绪的增长重演了18世纪70年代在英国的美洲殖民地、19世纪30年代在澳大利亚出现过的争论。在这两个大陆，殖民地的经济发展都损害了刑罚放逐的威慑效果。随着时间推移，曾经条件恶劣的荒芜之地变成了许多人理想的目的地，而且如果情况进展不顺利，从那里返回故土不再是那么困难。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