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收缩的大陆

地的繁荣兴旺也使得殖民者当中滋生出了一种反抗情绪，他们抗议自己的土地被用作了倾倒祖国的罪犯的垃圾场。26

沙皇俄国把西伯利亚作为流放地的做法首先受到了对其缺点最有发言权的人的批评，即西伯利亚行政管理人员。到了19世纪70年代，几乎西伯利亚的每个高级官员都恳求圣彼得堡减少每年放逐到他们所辖的地区和城镇的人数。1871年，西西伯利亚总督亚历山大·赫鲁晓夫请求不要把更多流放者送到托博尔斯克省的城镇，请求十年内停止把罪犯流放到托木斯克省。271875年，托博尔斯克省省长尤里·佩利诺提到即将施工的跨西伯利亚铁路，以强调国家既发展西伯利亚又把它用作流放地之间的核心矛盾：“通过一条新的铁路，西西伯利亚即将与俄国欧洲部分更加靠近，从而进入知识生活和经济活动的新阶段。因此，它基本无法再保持适于流放的条件，而当它是一个几乎荒无人烟的地方时，它曾拥有这种条件。”佩利诺指出，尽管西西伯利亚北部地区的人口的确仍旧非常稀少，但流放者聚集到了城市中心。佩利诺列举了人们对不负责任、犯法的流放者的常见抱怨，这些流放者寄生于辛勤工作的西伯利亚农民和商人。佩利诺呼吁圣彼得堡停止把罪犯流放到西西伯利亚，让罪犯在“更遥远的地方”定居。然而，即便没有对每年进入西西伯利亚的数千名行政流放者承担额外的责任，更遥远的地方（东西伯利亚）也正在努力应对他们自己分配到的苦役犯和流放者。28

矛盾越来越明显。流放者正集中到西伯利亚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而那里不再需要刑罚殖民者拥入。与此同时，由于缺乏设施和资源，国家没有将大量人口转移到人口较为稀少的地区，而这些地区更需要殖民开发。1887至1896年间，每年平均有5600人流放到较发达的西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省；每年平均只有160人流放到东西伯利亚的雅库茨克省。民族志学者兼记者尼古拉·亚德林采夫在1889年评述，这样的分配“完全有悖于流放制度的殖民目标”29。

各种政府委员会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成立，它们负责解决国家对西伯利亚作为罪犯倾倒地的依赖。这些委员会均指责流放制度不再能履行它的三个惩罚功能：“安全、威慑和矫正”。每个委员会都提出了一系列法律改革，以减少每年的流放人数并增强监狱的建设。其中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委员会成立于1877年，其成员是来自各个重要部门的高级官员和法律专家，在召开了两年的例会之后，这个委员会发现，“很明显，流放制度出现混乱的原因在于管理它的法律；在于它一直追求的目标的不可行性；在于资金的匮乏；在于有经验的管理人员的缺乏；在于西伯利亚用作刑罚殖民地的位置劣势；在于流放制度被应用的地域之广”30。这个委员会进一步指出，如果说流放制度是西伯利亚发展的障碍，那么反之亦然：


毫无疑问，流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耗尽了它以往的惩罚力量。以前，流放是一种可怕的惩罚，伴随着折磨人的肉刑以及历时一年半至两年戴着镣铐的艰苦旅程……流放者常常不得不在几乎荒芜的土地上寻找维持生计的方法。但是……随着铁路、船只、马车这些运送罪犯的交通运输工具改善，随着西伯利亚人口不断增加，流放已经成为一种重新安置人口的手段。31

这个委员会建议把流放改为定居，但“考虑到与其废除有关的财政困难”（指的是在俄国欧洲部分建造大规模监狱机构的费用），政府拒绝了这个建议。但是，维持流放制度的费用也在不断上涨。到1869年，从下诺夫哥罗德到阿钦斯克（位于西西伯利亚和东部西伯利亚之间）的这段流放路程的押送，牵涉56名军官、96名高级士官、470名初级士官、1900个列兵和56名文员。政府1876年的一项审计估测，政府为了把流放者运送到西伯利亚花费了66万卢布：其中9.45万卢布用于给他们提供饮食，4.65万卢布用于提供服装；运输费用为42.9万卢布；6.95万卢布用于给病人治病等等。此时，流放制度的批评者质疑了这是一种相对便宜的惩罚方式的说法。亚德林采夫声称，政府每年在每个流放者身上花费不少于800卢布。32

政府官员和越来越多的公众意识到，农民和商人社区行政流放自己的成员——被认定有“不道德行为”的人——的权利可随意使用。1882至1898年间，流放到西伯利亚定居点的14.8万人中有一半以上是行政流放者，绝大多数人（94％）是被自己的社区放逐的。西伯利亚自身的高级官员们异口同声地恳求圣彼得堡限制行政流放的人数。托木斯克省和托博尔斯克省省长报告，“鉴于自愿定居者人数众多，几乎再也没有适合流放者定居的地域了”，把更多流放者分配到现有农民社区是极为困难的，那些社区已经“罪犯泛滥”。在伊尔库茨克省的一些地区，流放者已经占人口的25％，当地官员称，再增加流放人数是“极为令人厌烦的”33。

在大改革时代，这些争论开始进入公共领域，出现在一系列谴责流放制度的功能障碍的出版物中。公众反对的呼声越来越大。亚德林采夫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提出了毁灭性的批评，打破了关于流放制度的殖民和改造效果的官方神话。亚德林采夫认为，流放制度将成千上万不事生产、行事凶暴的犯罪分子塞进了西伯利亚，他们寄生于当地居民，然后“不留痕迹地死去了”。俄国忽视了西伯利亚的财富，该地区“仿佛被遗忘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它进一步落后于东方的邻近地区”34。

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期，西伯利亚各个城镇自己纷纷抗议，国家硬塞给它们的流放人口给它们带来了不利影响。西西伯利亚塔拉城杜马于1874年抱怨，来自俄国欧洲部分的流放者“带来了偷懒、酗酒、欺诈、腐败、无法无天的行为，甚至还有抢劫和谋杀”。东西伯利亚赤塔城杜马在1881年哀叹：“最不合适的人分配到了我们这里，最顽固的罪犯……给社会和整个地区……带来了堕落、酗酒和犯罪科学。”35

现在蓬勃发展的西伯利亚新闻界大肆责难流放制度，并呼吁废除这一制度。伊尔库茨克的周报《西伯利亚》报道，当地居民正在乞求国家，别再让他们应付俄国欧洲部分的流放者：


这个地区承担着供养流放队伍的税务负担；这里的村庄里到处都是流放者，当地农民必须供养他们……成千上万的流放者和苦役犯成群地走在路上，他们面前是毫无防备的西伯利亚村庄。西伯利亚各地有多达3万名流浪者，因为农民每日面对着抢劫、谋杀和纵火的威胁，所以不得不供他们吃喝。城镇里充满着罪行。36

在伊尔库茨克发行的杂志《东方先驱》于1891年坚称，政府应该争取“采用一种［建造监狱的］新制度——这一做法在西欧十分普遍——取代流放制度，来作为一种刑罚殖民体系”。反对流放制度是由亚德林采夫和格里戈里·波塔宁领导的西伯利亚地方主义运动的集体呼声之一。这些地方主义者努力从圣彼得堡争取更大的自治权，争取结束西伯利亚作为俄国的一个殖民地的二等地位。37

在全国范围内，趋势也是反对流放制度。有影响力的“厚期刊”《祖国纪事》《欧洲先驱》《俄国思想》《北方先驱》《俄国财富》正是公民社会的标志，它们发表了一系列谴责流放制度的过失的文章，并指出它阻碍了西伯利亚的殖民开发。《俄国思想》称：“流放制度不但没能加强殖民浪潮，反而阻碍了它，让西伯利亚在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