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收缩的大陆

人民眼中成了罪犯和叛徒之地。”英国在澳大利亚的刑罚殖民地有近300万人口，而西伯利亚的城镇的人口过去的几十年内几乎没有发展：叶尼塞斯克依然只有1.2万名居民，托博尔斯克只有2万。国家试图用罪犯殖民开发西伯利亚的做法是一个“彻底的失败”38。同时，《俄国财富》指出，世界各地的刑罚殖民历史表明，一旦殖民地达到了一定的经济和公民社会发展水平，“新的犯罪分子就成了殖民地的沉重负担，给殖民地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重大障碍，而且殖民地会竭尽全力摆脱这些危险的客人”。北美洲、塔斯马尼亚、西澳大利亚和新南威尔士的历史上均出现过这一幕。西伯利亚如今也经历着同样的进程：“几十年来，西伯利亚社会和专家研究已经证明了流放制度对西伯利亚公民社会发展造成的破坏、它作为一种惩罚方式的失败，以及废除它的必要性。然而，俄国一直坚持使用这种从未产生任何预期效果的改造和殖民制度。”39

“黎明”号于1877年11月19日上午停靠在俄国海军基地喀琅施塔得，齐步伦科随即遭到逮捕，并被带到要塞的牢房里。施瓦嫩贝格和其他船员一起航行到圣彼得堡，他“担心，如果‘黎明’号涉嫌故意运送流放者，那么我或许也要迎来类似的命运”。在受到海关负责人尼古拉·卡恰洛夫的热烈欢迎和交通大臣尼古拉·波塞特（波塞特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废除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对船只的巡视后，施瓦嫩贝格的担忧很快消失了。接着，一场晚宴在卡恰洛夫的住所举行，有许多显要人物出席。施瓦嫩贝格后来回忆：“当然，自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辉煌时期以来，没有哪个俄国船长曾在俄国享受过这样的招待。”40

这艘船的船员们得到了沙皇俄国政府和海军中的重要人物的祝贺，但其中一名成员却被关在监狱里，这种违反常情的矛盾令这次航行的赞助者西多罗夫站了出来，他动员自己的力量发起了一场持久的斗争，不仅是为了使齐步伦科获释，还是为了让他自己最终得到沙皇的赦免。西多罗夫和他的盟友在陈词中强调了西伯利亚作为一块富饶殖民地的新形象，它的资源可以被施瓦嫩贝格和齐步伦科这样的爱国人士的勇气和努力开发。西伯利亚作为俄国的帝国使命的形象颠覆了已有的但日渐消磨的巨大监狱（从那逃跑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反抗行为）的形象。

在“黎明”号终于在圣彼得堡的瓦西列夫斯基岛抛锚的那一天，西多罗夫从施瓦嫩贝格那里得知了齐步伦科遭拘留的消息，于是他给内政大臣季马舍夫写信，请求他撤销逮捕令。这次请愿是政治操纵的一个巧妙例子，它提及了一种在西伯利亚重新振兴的殖民拓展精神：“安德烈·齐步伦科……是俄国在商船领域取得现有荣耀的原因之一，这一壮举也为我们的‘解放者’沙皇的统治时期增光添彩。”西多罗夫宣称，如果内政大臣同意请求沙皇赦免齐步伦科，那么商船协会会感到无比高兴。41

事态的发展速度已经超出了大臣们的直接控制。甚至在“黎明”号到达俄国首都之前，俄国新闻界已经转载了斯堪的纳维亚报刊上关于这次航行的消息。11月18日、19日和21日，日报《声音》和《股市新闻》都根据瑞典和芬兰新闻界的报道详细介绍了这艘船的壮举。这些报纸详述了船员们的非凡勇气、“北方之光”号的悲惨命运、“黎明”号的胜利以及这艘船在经过斯堪的纳维亚时受到的热情欢迎。同时，《圣彼得堡新闻》把注意力转向了围在码头区以观看“那些勇敢的水手和他们脆弱的小船”的人群。42报纸强调了这次航行的商业意义和爱国意义：“这艘小帆船从叶尼塞河行至欧洲海岸的航程表明，通过一条便宜的贸易路线，把叶尼塞河乃至几乎整个西伯利亚和欧洲联系在一起的蒸汽船航程是完全可行的。”43

正是在公众对“黎明”号的航行越来越感兴趣的背景下，帝国的志愿协会（包括最负盛名的俄国帝国地理协会）的成员都聚集起来，庆祝西伯利亚和首都之间的航线终于开通。这一成就在新闻界得到了广泛报道，赞颂之辞迅速涌现。在商船协会的一次集会上，地理学家费奥多尔·斯图吉茨基宣称：“是的，‘黎明’号，你将是整个西伯利亚和我们的商船队的黎明！我们可以大胆地说，从西伯利亚的河流入海的航行是西伯利亚的一个新的黎明！”商船协会把施瓦嫩贝格和两个同船船员选为终身会员，并向库济克和齐步伦科赠送了刻有沙皇肖像的手表，即那个赦免了齐步伦科的沙皇。44

关于齐步伦科有两种不一致的说法。第一种说他是个反抗了沙皇的意志、逃离流放地的逃犯。第二个说法更有力，说他是一名勇敢的海员，完成了从西伯利亚中心地带至俄国欧洲部分的大胆航行，这个壮举表明俄国有能力发展和勘探在其东部的这片大陆。

因为西多罗夫的个人影响力和公众对齐步伦科案件的持续关注，政府内的高级官员迅速争取到了对他的赦免。12月15日，在其他高级大臣的支持下，季马舍夫将这个案件呈给了亚历山大二世。1878年1月13日，沙皇完全赦免了齐步伦科，甚至给予了他一枚刻有“勤奋”字样的银牌。2月1日，齐步伦科在自己的释放文件签上了“前流放者，安德烈·伊万诺维奇·齐步伦科”45。

正是在公众改变了对西伯利亚的看法的情况下，国家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加紧实施了自己的殖民政策。1889年，几项法律通过了，它们鼓励定居者移居国有土地，而且，19世纪90年代跨西伯利亚铁路的建造将“俄罗斯民族”的工业和文化带到了西伯利亚。46用尼古拉二世的话说，这条铁路是为了“将西伯利亚丰富的自然资源与俄国的铁路交通网联系起来”，但它同样有利于把西伯利亚的流放者与他们被驱逐出的地方联系起来。铁轨在泰加林中蜿蜒而过，它们把西伯利亚各个城镇连在了一起，其中每个城镇都有大量定居流放者。到了1900年，跨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轰鸣着经过秋明、鄂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伊尔库茨克。随着火车开始行驶在西伯利亚的西部，想要利用这片免费土地而自愿移民西伯利亚的人数量不断增加。每年春天，当政府把一个四口之家的旅费减到圣彼得堡或莫斯科工厂的月工资以下时，专列便会将成千上万名渴望土地的俄国农民和工人阶级定居者向东运去。当时的人用“重新安置”而不是“殖民”这个词，来指称实际上是俄国农民在帝国现有边界内的大规模移民。47

俄国媒体把这条铁路称颂为欧洲和亚洲之间的“铁桥”。如果说彼得大帝面向欧洲“打开了一扇窗户”，《圣彼得堡新闻》滔滔不绝地报道，那么尼古拉二世则“为我们打开了大海的门户”，把俄国带向了“国际生活的新门口”。1894年以后，每年拥入西伯利亚的移民只有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才低于10万。西伯利亚正蓬勃发展，与此同时，流放制度则越来越像来自另一个时代的古董。48

到19世纪90年代，只有萨哈林岛和西伯利亚最北部的一些边远定居点仍然偏远、无法抵达。对于西伯利亚的其他地区，总监狱管理局在1899年承认，“旅程的艰巨性和返回俄国欧洲部分的不可能性”不再是可信的情况：“随着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应该承认，流放制度已经不合时宜。”491900年，许多政府报告都把流放制度比作农奴制。这个不合时代的制度早就失去了最初的目标，并且正在妨碍国家的现代化：


如果流放制度被理解为一种刑罚殖民方式，那么它本身就包含着阻碍自己成功的因素……对一个已经拥有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