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收缩的大陆

的生活且不必再被视作“一个没有屋顶的大监狱”的地方来说，流放人口的持续到来是负担繁重且有害的。50

到19世纪末，各界的共识是，如果帝国要在乌拉尔山以东释放出它不活跃的殖民力量，那么西伯利亚必须摆脱供养俄国的罪犯这个负担。政府需要废除流放制度。

西伯利亚流放者的境况引起了越来越多道义方面的愤怒，这种情况支持了上述战略考虑。严肃的文学期刊上刊载了大量契诃夫、弗拉基米尔·科罗连科以及许多知名度略低的作家的短篇小说，它们记述了西伯利亚的野蛮状况。511893年契诃夫的小说《萨哈林岛》出版，该书沉重打击了流放制度的形象和国家管理流放制度的合法性。随后的十年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斥责流放制度无人道的自传、民族志和新闻作品，包括彼得·雅库博维奇的小说《被逐出者的世界》（1896年）和弗拉斯·多罗舍维奇的小说《萨哈林》（1903年）。与此同时，乔治·凯南也在俄国成为著名的流放制度猛烈批评者。虽然沙皇的审查人员禁止凯南的文章和书籍在俄国出版，但它们仍然在俄国期刊上被转载、总结和讨论。52妇女、儿童、行政流放者、政治犯和不幸的西伯利亚人的命运在一篇篇呼吁改革的报道中占据支配地位。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如今把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看作一段野蛮历史留下的令人尴尬的残余，也是俄国落后于其欧洲邻国的证据。

也许，对西伯利亚流放制度最有影响力的谴责出自1899年列夫·托尔斯泰的笔下。他最后一本伟大的小说《复活》，无畏地描绘了男人、妇女和儿童艰难地前往流放地的旅程，以及他们在到达后忍受的贫困、潦倒和暴力。到达西伯利亚三个月后，小说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发现流放制度：


都是一些精心发明的机构，为的是制造严重到极点、在其他环境中不可能这样严重的腐化和罪恶，然后把这种严重的腐化和罪恶大规模地散布到全民中去。“就好像布置过一种任务：要用最好、最有效的方法尽可能多腐蚀一些人。”聂赫留朵夫观察监狱里和旅站上的情形，不禁这样想道。年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遭到最严重的腐蚀，等到他们完全败坏了，就把他们放出来，让他们把他们在监狱里学到的败坏行径传播到全民中去。53

到20世纪初，这样的观点已经成为受教育阶层的共识。自由主义者谴责个人权利遭滥用；保守主义者谴责流放家庭的道德堕落和性堕落。也许，西伯利亚流放制度是当时唯一一个令两个极端的社会群体共同谴责的社会问题。

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内部、西伯利亚人民和俄国舆论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政府终于认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1899年5月6日，尼古拉二世下令设立一个由司法大臣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为主席的委员会，“或者通过法庭，或者在行政方面通过商人行会和村民会议的规则，来解决废除或限制流放制度的迫切问题”。在政治层面上，俄国和国际新闻界把尼古拉二世的法令赞许为期待已久的，而且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据自由主义日报《圣彼得堡新闻》报道：“获悉流放制度即将被废除，一个持续了几个世纪的不公平现象将要终结，整个俄国都带有一种道德解脱之感。”保守主义报纸《新时代》也很激动：帝国法令“将为西伯利亚撕下流放者和苦役犯聚集地的可耻标签，这对于西伯利亚乃至整个俄国来说都是神圣的时刻。在那些仍落后于进步趋势和我们的时代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俄国生活领域，它确立了仁爱和正义的基础”54。

但是，委员会在一年后提交给国务会议的成果却基本没有实现这种豪言壮语。1900年6月10日和12日据此制定的法律保留了“苦役”，但不再规定苦役必须伴随着流放西伯利亚。新法律也减少了流放到定居点的人数。1900年的约30万流放者中有一半是被自己的社区的行政裁决送到那里的，这么做时绕开了法庭。新的法律取消了商人行会的这种权力，但让村民会议保有这种权力。但新法律确实取消了农民社区拒绝重新接受服完刑期的流放者的权利，而这项规定在1882至1898年期间已经造就了4.3万多名行政流放者。然而，村民会议继续行使着因“不道德行为”而流放自己的成员的权力。这类行为的界定十分灵活，涵盖了从酗酒到暴力犯罪的一切行为，造就了在1882至1898年间通过流放事务部的近2.7万名行政流放者。这项法律确实缩小了普通罪犯被流放到定居点的法律适用范围，而且随着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俄国欧洲部分的监狱修建项目启动，这项法律要求，越来越多的普通罪犯应监禁在本地，而不是流放。55

穆拉维约夫的委员会十分直白地陈述了设置这些不彻底的举措的原因。国家无法剥夺农民实施放逐的庭外权力，因为国家不能提供任何可行的替代品：在帝国广阔的领土上警力保护不足，人口分散，法律实施覆盖的地域广，且道路不畅，这些意味着“很多偏远的地区在很长的时期内无法抵达，许多罪犯因此逃脱了应受的惩罚”。国家根本无力妥善管理自己的农村人口，因此不得不坚持使用它在1879年就承认过其“有害且没有任何司法基础”的惩罚制度。56

1900年的改革或许曾试图减少流放到定居点的普通罪犯人数，但对犯有政治和宗教罪行的罪犯，改革保留了流放西伯利亚的惩罚。如果说国家不再把西伯利亚当成罪行隔离地带，它却仍将其视为暴动隔离地带：“在罪犯的煽动行为可以发展和传播的地方，罪犯无法被容忍。为了彻底解决煽动问题，当局必须把煽动者转移到他的宣传活动无法传播的地方。”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后颁布的紧急法律一直有效，即《关于维护政治制度和社会安宁的措施的法规》，它赋予了当局行政流放颠覆分子的广泛权力。57

狂热的爱国人士在1877年将“黎明”号的航行盛赞为西伯利亚探索、运输和经济发展新时代的先兆。二十年后，跨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似乎实现了这一预示。西伯利亚的未来不是一个收容流放者的荒野。事实上，西伯利亚是一个在经济上富饶、在战略上非常宝贵的地域，如果用现代通信和交通网络开发它，它将成为一个充满经济机会的地方，注定会成为俄国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现在，成千上万的迁徙农民挤在铁路车厢里，越过乌拉尔山。每一个踏上这段旅途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在见证，苦役犯的被迫迁移已经成为一个地缘政治上的荒谬事物。这条铁路还瓦解了流放制度的最后防线：监禁。外贝加尔地区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间的距离突然缩短了；对于那些有能力弄到伪造文件逃跑的人来说，一条非常简单的逃生路线已经开放了。

蓄势待发的革命风暴正在令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冲突更具风险，但政府仍然在坚持那个几乎被普遍谴责为道德败坏和战略盲目的制度。对于20世纪初的众多沙皇制度反对者来说，流放制度已经成为对国家的残暴的控诉。政府不再把殖民主义吹捧成流放制度的理论基础。流放西伯利亚此后被重新明确界定为惩罚和监禁事务。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因政治罪行被行政流放的人只有几百人；在1905年革命之后，这个数字将激增到几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