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穿越至暗时刻的光：直面生死

徐凯文

“穿越至暗时刻的光”这句话来自我的一个来访者写给我的一段文字。我在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工作，最近十几年来的主要工作除了一般的心理咨询，就是危机干预。危机干预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自杀预防，另一方面是大型灾难之后的危机事件干预。

法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加缪有一句哲学名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等于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在我的临床实践中，我经常和个案讨论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大学生的个案，所以我也深有感触。从我的角度来看，真正严肃的心理健康问题只有一个，就是直面生死。我现在研究自杀预测，我指导的学生做的研究项目的题目都与自杀预测以及对潜在自杀者使用的语言的人工智能学习有关，我们想尽各种办法，希望能够在人群中识别出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提供帮助可能救他们的命。如何评判危机干预是否有效？答案是清晰而又真实的：如果有效，干预对象就有了活下去的希望；如果无效，可能之后他真的会离开这个世界。随着危机干预相关经验的积累，我们发现在干预中有越来越多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究竟是什么”的探讨，处于危机中的人想要得到关于人的最根本问题的答案。

接下来我会讲七个故事，关于危机干预的七个主题。我想讲的不仅仅是自杀干预，也不仅仅是灾后救援，而主要是从一些不太一样的视角来看待我们遭遇的危机，我不会完全从心理学视角讲述。

第一个主题关于汶川地震后的失独家庭。我目前致力于一项灾后心理急救人员和心理创伤咨询师的培养工作，希望做三年的深入长期工作，培养500名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和公益人，再从中培养100名心理创伤咨询师。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汶川地震后，虽然我们做了大量心理干预工作，但是在跟踪了十个失独家庭后，我发现最需要帮助的人实际上没有得到帮助。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我觉得我们的心理工作比汶川地震后做得好很多，更有组织，更有序，更有政府的主导，包括指导。我希望在这种长期的心理创伤治疗当中，我们能够贡献更多的力量。

第二个主题讨论文化的问题，我从台湾女孩林奕含讲起，她在被性侵之后最终自杀。我希望从悲伤中展开一些反思，包括对心理治疗理论的反思。

第三个主题讨论现今文化和体制会对我们心理学的实际应用产生的影响。我会讨论我们文化下的主动干预模式与西方有怎样的不同。

第四个主题关于某工厂出现的连续自杀事件。当这样的危机发生时心理学能够起什么作用？我们怎么样才使一个越来越失控的疯狂、复杂的自杀传染事件戛然而止？

第五个主题关于我在监狱里进行心理矫正工作的经历。我的博士论文研究反社会人格障碍，是在监狱里做的，我在监狱里学到很多。但是在监狱里进行心理矫正工作的经验也告诉我，好像与具体的心理学技术相比，社会环境起着更大的作用。

第六个主题关于近年来我在理论上思考得最多的“空心病”，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词而认识我。我将谈一谈我的“空心病”来访者的故事。

在第七个主题中，我简单讨论我对原生家庭问题的看法。近年来原生家庭已经成为一个特别流行的词，好像至少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已经是耳熟能详的了。最后，我将讲述我和危机干预来访者之间的那些温暖我的时刻。



故事一　社会与政策：映秀失独家庭与中国人的自杀率骤降现象


我加入汶川地震后的援助队伍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大河报的记者朱长振找到我，说他一直在跟踪一些映秀的地震失独家庭，写了一篇报道，想请我做一下点评。我听到这件事时感到很羞愧，知道失独家庭有严重的心理创伤，但心理学界没有做足够扎实的工作，反而是一个记者做得很好。所以，我从汶川地震五周年起加入了他的团队，跟他一起去四川，开始跟踪和研究十个失独家庭。

这十个失独家庭都有了比较严重的心理创伤和抑郁症的表现。其中有一个特别典型、严重的个案，是一位女性，在汶川地震中失去了唯一的孩子。她的床头就放着遇难者的照片，她有严重的抑郁症，社会功能严重受损，和丈夫的关系也濒临破裂。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都江堰，当时我评估她的情况，问题还是很严重。我拜托了四川大学的肖旭教授、华西医院的张岚主任帮助这个失独家庭，他们都欣然同意。当我在地震十周年回访的时候，发现他们有了很大的变化，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消失了。可我知道他们并没有去找那两位专家。他们是怎么好起来的呢？我觉得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国家的政策。政府为他们提供了免费的住房，而且按照一家三口来计算，每人28平方米。政府还提供了养老保险，他们满50岁以后就有退休金可以拿。国家颁布了好的重建政策，给了他们心理改善的物质基础。第二，社会支持。原来的乡亲、亲戚朋友都住在一起，彼此非常熟悉，他们可以一起打麻将、旅游、打零工，这种社会支持的力量也是很强大的。在这些因素的帮助下，这对夫妻确实恢复得非常不错。

我认为医生、心理咨询师往往比较容易只关注个体，而缺乏更整体的理解视角。我想讲一个事实：最近的30年里，全世界范围内自杀率是升高的，而中国人的自杀率逐年急剧下降，从每10万人22～23例降低到每10万人9.8例，这几年甚至更低。记得这一报告刚发表的时候，其结果是受到质疑的，因为西方研究显示94%的自杀者都是精神疾病患者，精神疾病的发病率越高，自杀率就越高；中国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数据显示，中国最近二三十年里精神障碍的整体患病率明显上升，从1%左右上升到17.5%，但是中国人的自杀率恰恰相反，明显下降了约60%，体现出非常大的中西方差异。

中国自杀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的自杀率下降，相关的主要人群是农村妇女。我做精神科医生的时候，急诊抢救过的病人大多是农村妇女，都是喝农药自杀。农村妇女自杀的主要原因是对家庭暴力和对女性歧视的反抗，北大的吴飞教授从农村田野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很多农村妇女以死来反抗非正义。那么农村妇女的自杀率为什么急剧下降呢？实际上，自杀率的下降跟中国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有着莫大的关系。简而言之，中国的农村妇女原来之所以被欺负，是因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没有财产；现在因为改革开放，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妇女可以到城市里打工谋生，她们的生计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所以不用以死抗争。要阻止14亿人中每年超过20万人自杀致死，这是一个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时代的变迁和经济的发展让这一目标成为现实（尽管经济发展似乎也带来了精神障碍患病率的提高）。我认为我们作为咨询师，应该不仅仅低头看路，也要抬头看天，看看全局是怎样的。



故事二　文化与信念：林奕含的悲剧


第二个主题关于“belief”，不是认知行为治疗中的认知，而是某种信念和观点，它支配着我们的行为和感受。我想讲的是林奕含的故事，如果你是一个心理咨询师，你应该关注过这个女孩。我第一次关注她大概是因为她写了一本小说，叫《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她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书中写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