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穿越至暗时刻的光：直面生死

她自己的经历。她曾被补习班的老师诱奸，才貌双全的她后来考上了台北医学大学，后来因为抑郁症退学了，又上了另一所大学，一直接受治疗。关于林奕含的视频中，有一段话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林奕含的精神科医师在认识她几年之后，对她说：“你是经过‘战争’的人……”我想，对于被性侵犯这么严重的创伤，医生的“解释”和“共情”是否在强化受害者的羞耻和绝望？2005年关于性创伤经历的全球性调查、荟萃分析发现，多达20%的女性，以及5%～10%的男性在成年之前有过性创伤经历。尽管这种创伤经历并不少见，但是医生应该告诉来访者，他们经历的事情如此可怕、无法改变吗？

林奕含说：“这个故事折磨、摧毁了我的一生……房思琪式的强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我们一直强调性创伤是非常严重的，但是最严重的并不是创伤本身，而是被侵犯者认为“在经历这件事情之后，我不干净了，我是脏的，我是没有希望的”。这一想法看起来像是一个不合理的信念，但是这个不合理信念背后是什么？是因为他周围的人真的会这样讲。我有过很多与性侵有关的个案，我也曾经为三个案子做专家证人。所有案例中的共同点是被侵犯者感到极其羞耻，认为周围人都会觉得这是他们的问题。如果经历一次创伤之后能够被同情和支持，被侵犯者可能可以从创伤中恢复；但是如果被歧视，后果不堪想象。

我指导的研究生就在做关于对性侵受害者的歧见的研究，已经有一万多名大学生参与了这项研究。我们发现这种信念、观念、偏见仍然很严重。比如很多人会认为强奸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男性的性欲本来就是无法控制的，等等。很多时候，造成危机的可能是我们的某种观念。当我们认同了这样一种文化观念之后，它的不合理性又与环境、文化相契合，就显得更难改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支持受害者能够一起站出来，能够去面对自己的创伤，不再因为受过伤害而感到羞耻，不再认为自己才是那个犯错的人，也不再忧惧这样的经历是终生无法摆脱的噩梦。

再举个简单例子——进食障碍。我记得大概是1994年的时候，我在上医学院读文献时第一次读到进食障碍，当时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不喜欢吃东西，然后活活把自己饿死。后来，2000年我有了第一个厌食症的来访者，后来一直都有，持续到现在。进食障碍的产生显然与以瘦为美的文化有一些关联，所以改变它的根本方法，除了我们已有的家庭治疗、行为治疗等技术以外，恐怕更重要的是要改变我们“越瘦越好看”的文化观念。在西方也有这样的实践，他们通过立法来解决心理健康问题，还很有成效——凡是体重指数（BMI）未达到最低标准（过瘦）的模特和明星，不可以上T台，不可以走秀，不可以上时尚杂志封面。我认为，文化对人心理健康有深层次的影响，但目前研究还甚少。



故事三　文化与体制：主动干预


我一直觉得应该有一些事半功倍的方式来解决大范围人群的问题，比如文化与体制。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一大特点就是人很多，所以小国的治理方式可能对于中国来说不太适合。

举个例子，2015年初的时候，我有一个学生有机会去哈佛大学交换，面试的时候他被问到了一个问题：麻省理工学院（MIT）在2014年的时候自杀的学生是六个，自杀率是多少？MIT有一万多名学生，自杀率是每10万人58例。那时候中国整体的自杀率高于美国，但是中国大学生的自杀率是远低于美国的，美国大学生自杀率为每10万人6.5例，教育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大学生的平均自杀率为每10万人1.24例。是什么导致了这一现象呢？

论大学心理工作的资源和实力，美国大学无疑是强于中国大学的，以MIT和北大心理健康中心为例，北大2014年只有9位专业心理咨询师，我们要服务四万多名学生；MIT有24位专业人员，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学术、实践背景和丰富的经验，服务一万多名学生。

那么到底为什么中国大学自杀率更低呢？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中国的文化和体制——主动关心，主动干预。举个例子，我有一位来访者本来在国外读大学，后来被学校勒令退学。退学之前他其实已经严重抑郁，一年半的时间没有去上课，却没有人管他。一年半以后父母突然收到一封邮件，说他们的儿子被退学了，因为他一年半没有上课。我觉得这件事情在中国的大学是不可想象的，可能你两天没去上课，辅导员就要到宿舍找你。

我们的文化和体制的特点就是非常团结，非常集体主义，为实现挽救生命的目标，我们会齐心协力，不会计算为挽救生命付出的经济成本，不惜代价挽救生命，因此效率很高。这在新冠肺炎抗疫工作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我们去国外大学访问的时候，他们的心理中心主任居然不知道学校每年有多少学生自杀，因为只要学生不去心理咨询中心求助，中心就毫无责任，学生自杀主要由警察管。这可能就体现出个体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的一点差异。在我们的文化和体制下，我们会把生命看成头等大事。积极主动地评估和干预的方式，可能是我们有效危机干预的重要文化和体制基础。



故事四　媒体与网络：某大型工厂的自杀事件


2010年，樊富珉教授邀请我和她一起去某家大型工厂做危机干预。当时我们站在一个企业的角度考虑怎样去做危机预防和处理，做了培训和访谈。那之前连续四个月，工厂里每月都会发生一起自杀事件。整个工厂有42万人，我当时觉得危机情况需要干预，但是也属正常，没想到后来发生了自杀传染。

我们离开的那天，代表工厂接待我们的副总裁告诉我说当天电视台会去采访，我记住了这句话，但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整个事情的转折点。电视台报道了以后，外界开始关注这件事情。电视台报道没有错，这么大规模的工厂自然容易引起媒体的关注。但是当全世界都关注这家工厂后，自杀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从一个月一起到一周一起，最后变成一天两起，这是一个加速的、疯狂的自杀传染过程。那时自媒体还没有蓬勃发展，如果这样的事件发生在今天，恐怕这种令人恐慌的自杀传染会更加严重。

焦虑和恐慌会传染，就像在疫情中，当每天打开电视看到的都是全世界各地疫情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焦虑。半个月后我再去这家工厂，那时候的气氛与半个月前完全不一样，工厂陷入了极其焦虑和恐慌的气氛中。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专家团队，关于如何制止自杀的观点差异很大，冲突、对立严重，但经过讨论，我们的专家团队最后达成了共识，就是青年工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为了挽救他们的生命，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我觉得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好的学术讨论。我们当时做的有效干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危机干预，并不是心理干预。我们干预的是媒体，我们向政府建言献策，要求媒体停止过度、不科学的报道，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报道自杀的原则来进行报道。政府的实施效率非常之高，提出建言第二天就落实到位，后来自杀传染戛然而止。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我们没有办法证明我们建言的干预措施和自杀终止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其中有很多不可控制的偶然因素，但是事实就是在我们的建议落实后，自杀传染就停止了。我们影响了媒体，用更科学的方式报道自杀，就好像我们用科学的方式抗疫一样，能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