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凤凰涅槃：在绝望感中逆行

童俊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在疫情中心武汉，一直忙碌于灾后心理干预以及调研。2020年4月的一天，我一大早收到一位美国同行的电子邮件，说美国一家很著名的精神病院里出现了护士和病人的感染。这个情景对我来说是一个刺激，让我想起那一段时间武汉的伤与痛，也把我拉回到过去，回到2020年伊始。我努力地回想几个月来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我想把这一过程整理一遍，却发现很难整理清楚。我发现自己像断片了一样，脑海中一片空白。虽然痛苦，但我仍努力回想，我可以保证的是，本章讲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真实的——即使不是我身边发生的，也是可以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上见到的。这样一个还原“真实”的过程，即使对我这样一个“身经百战”的人来说，也殊为不易。



疫情与创伤的开端


心理治疗的过程实际上是心理创伤被激活的过程，首先需要回顾，通过倾听、澄清、面质整理过去的“思维碎片”。这些常规的过程其实就是激活心理创伤的过程。对于个体而言，最难面对的就是创伤事实，因为创伤事实痛，所以我们使用很多防御机制，从而不去看它。在疫情中，我忙于灾后心理工作，没有太多时间浏览朋友圈，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仍感觉到很多信息都集中在争论是非黑白，撕裂得很严重。站在社会学的角度，从社会创伤的视角来看，这就是一个心理创伤类的反应，人们在争论、在撕裂，甚至在搏命——真的有一点搏命的感觉。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心理创伤暴露（exposure）的开始。

我想站在一个专业心理卫生工作者的角度，对疫情与创伤的开端加以整理，尽量客观真实地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阶段：“谣言”还是“真相”


在2019年12月底接近元旦的时候，李文亮等八位医生发的朋友圈就提到了“SARS病毒”。我记得在2020年元旦那天凌晨，我在朋友圈看到了这条消息。当时我愣了一下，接着心里就想：这应该是造谣，不会是真的吧？这其实是一种自然的心理反应——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要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坏消息总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在新年这种喜庆的时刻。

2019年12月30日前后，一位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的神经内科医生在科室群里发了一条消息：“第一，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确诊一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注意洗手，戴口罩、手套；第二，SARS已基本确定，护士妹妹们别出去晃了。”这条信息不是发给我的，但这件事在《人物》三月刊上刊出。我后来在整理信息的时候想：如果当时我知道这条消息是从医院里传出来的，我会不会告诉我的咨询师朋友们呢？我想我一定会的，我会下意识地提醒他们防护，因为他们是我关心的人。

我当时接到了关于肺炎病毒的信息，但我持怀疑态度，什么都没有做。疫情得到控制后，我内心有一些对自己的责怪：好像别人都非常敏感，而我怎么那么不敏感，好像在那个时期没有做什么防护。我责怪自己说：我是一个精神分析师啊！作为一个经过多年专业训练的精神分析师，应该是非常敏感的，但是我就是感觉我没做什么。

实际上，我也不是什么都没做。我从2020年1月3日开始就通过相关领域内的朋友追踪此事。1月3日我问朋友：“到底是什么病？我最近两天有点感冒，都不敢出去见人了。”1月4日、1月10日我都问过，朋友的回答与公开的信息没有什么不同，我没有感觉对方故意隐瞒，他应该也处于一个对病毒从不了解到了解的过程当中。1月10日后，我不想让朋友为难，就没有再询问……直到1月22日，我再与朋友联系时就在互道保重了。

此外，在这一阶段中我取消了几项家里和工作上的重大活动，包括原定于2020年4月下旬举办的中美培训项目。我后来想到，我的这种内疚感可能与幸存者的内疚感有关，我就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



第二阶段：精神病医院的隔离病房


2020年1月上旬和中旬，正如媒体报道过的，我所在的武汉精神卫生中心的一个病区有了发烧的病人，接着又有医护人员发烧了。这时候医院就警惕起来，也找了疾控中心的人员来做核酸检测，但是那时候还没办法检测出是否感染这种病毒，技术上还不能实现。我听到疾控中心的消息说不是SARS，觉得总算放心了，甚至有一点放松的感觉。

这种感觉没有持续多久。1月15日，我得到一个很确切的消息，某医院的某主任医师的先生呼吸道感染，已经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症状，要转金银潭医院，但是金银潭医院已经没有床位了。我当时觉得这个消息太让人震惊了。

1月17日，精神卫生中心里精神科的ICU就改作隔离病房。那个时候的武汉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的？当时我们身在武汉的人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很多人感染了，试想当一个精神病院的ICU病房都变成了隔离病房，变成了对抗疫情的战场的时候，其他的综合医院是什么状况？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



第三阶段：“人传人”


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在电视上宣布了新冠肺炎能够人传人。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看到钟南山院士流泪，但是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人传人就人传人，为什么要哭呢？他还说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这让我很诧异。我想我当时的诧异中包含了很多防御，以及自己对新冠肺炎病毒的不了解，没想到它会带来那么严重的影响。我接收信息的时候，总是一副很淡定的样子。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精神分析，知道这是一种非常理智化的防御，我的焦虑总会延迟一段时间才出现，所以我表现得比较淡定。但是几天后，在我经历了封城之后，我就知道钟南山院士为什么要哭了。



第四阶段：封城


1月22日是星期三，我出门诊。我的心理门诊有很多外地来的人，他们要挂上我的号不容易，有的时候会在医院附近的酒店里等着挂号。那天出门诊，我戴上了口罩，门诊的护士也在发口罩，对一些外地人我就劝他们近期不要来武汉了。有一对来自外地的父母带着孩子来看门诊，说不得不来了，因为孩子已经一星期没有进食，并且有自残行为。我给他开了住院证，收到我们心理医院的抑郁病房，这样可以通过输液给他补充能量，可以救命。但就在23日封城之后，因为医院里有人员感染，所以我们请这种非重症病人都出院了。此时已经封了城，他们出院以后会去哪里呢？这可能是我感到内疚的一个原因，我没办法去问他们。他们可能就成了流落在武汉的外地人。

1月23日晚上，我发了我停止更新两个多月后的第一条朋友圈消息，把这种让我焦虑甚至有一点愤怒的事情说了出来。赵旭东教授在一个群里转发了我的文字，表达了对我们在武汉的同行的担忧和关心。我当时很感动，觉得他很敏感地捕捉到了不祥之兆，也对我们有共情的理解。其实这时，未来如何，我们内心是茫然的。

我3月看到一篇全球15个顶级研究所共同撰写的论文，显示在武汉封城之前基本传染数（R0）已达到了3.15，也就是说，在封城决定做出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