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凤凰涅槃：在绝望感中逆行

候，传染性已经达到了1个人传染3.15个人的程度。我在看到这篇论文的时候就想哭了。我终于知道，钟院士为什么在告诉大家人传人，说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时哭了。

1月23日上午7点44分，我用微信向医院院长请求指派任务，当天加入从国外征集防护物资的大军。在这一过程中，很多同行朋友都帮助过我，我不知道怎么感谢才好。

1月24日，我被邀请参加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会常委会，讨论武汉危机干预的情况。虽然我不是常委，但我在武汉，知道更多的信息。

1月25日，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武汉市心理医院）心理危机干预应急小分队正式成立。我们整理了从2019年12月到2020年1月的热线电话，发现单纯咨询有关新冠肺炎知识的来电占比过半。从1月25日开始，我们每天接到的电话非常多。除了热线以外，如果有现场干预任务，我们应急小分队也必须去执行。

疫情暴发初期床位紧张，各种医疗物资匮乏，更让我们揪心的是，我们的同事不断感染。比如我们团队的王牮医生，他1月25日报名参加应急小分队。他是参加过汶川救援的心理危机干预人员，具有丰富的心理危机干预经验。但在1月26日他就发高烧到39℃以上，那时我的大脑中一片空白。我告诉自己，再焦急也一定要冷静，于是马上安排王牮医生到我们医院做肺部CT。当时核酸查不了，肺部CT是最重要的指标。武汉封城，不能开车，当时医院唯一的一辆救护车也跑坏了，医院就调了一些车当救护车用。但王牮医生的情况危急，他就直接从家里拖着病体徒步走到医院做了肺部的CT，结果显示双肺毛玻璃样，我知道他肯定病重了。我马上给一个定点医院的院长打电话，说：“你无论如何也要给我一张床位，这个人我们是一定要救的，否则我就跟你绝交！”当时床位很紧张，他说：“那好，你来吧！我想办法加。”等了两个小时，王医生从汉口被送到武昌定点医院，核酸检测还是做不了，但他接受了一些必要的检查。院长给我打电话说：“我可以把他留在这里，但是他的病情没有那么严重，建议让他居家隔离。”过了一段时间，王医生病情更严重了，但医院的床位全满了，他没有地方去，最后还是我们医院的ICU病房把他收下了。后来他病好了之后，又回到我们的应急小分队，开始接线上咨询。

虽然治疗的过程非常艰难，但好在收治及时，同事们最终得以痊愈。

在疫情开端的这段时间，我有以下3点强烈的感受。

（1）公民意识

1月26日，我们拿到了第一批32000个外科医用口罩。从封城开始，武汉当地的救援队就负责地接各所大学校友会海外华人从海外采购的物资。很快，海外校友就包机过来，武汉这边有地接，志愿者中有心理咨询师，他们马上就跟我联系，所以我们很快就拿到了物资。

武汉市当时有四五十个医务志愿者队伍，由一批有公民意识的人自发组织起来。他们大多不接受报道，很有情怀，就想在政府临时决定封城，人们还比较慌乱的时候，帮助政府做点事。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地接，为每家医院送医用物资。政府接手之后，他们就准备隐身，但他们没想到需要他们做志愿服务的时间超过了他们的预期。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队伍里有很多人被感染，包括我们的心理咨询师。有一天晚上，我听说好几个人都在发烧，因为他们经常来医院。那时候所有人都防护不足，当中不可能没有感染的。我心里很难受，但是没有办法。要问他们的动机，他们的回答很简单：“我们是武汉人，要救我们的城市。”

（2）绝望感

那段时间，我接到过各种找病床的电话。于是，我就开始帮忙找病床。我通常有一个原则：电话本上没有记录的电话不接。很多治疗师大概都有这样的原则。当时我放弃了这个原则，只要电话打来我都会接，结果我就接了很多电话：有的人在我的帮助下找到了病床；有的人没有找到，很无助。后来，有些朋友也不接我的电话了。其中一位朋友是医院领导，他给了我两张病床，而他家里的两个人死于没有床位。我知道这个信息后，当晚就没睡着，愧疚感一直占据着我的内心。我知道这没有逻辑性，他给我床位和他家人离世并没有发生在同一个时间段，但有时情绪就是这样不讲逻辑，我也知道这内在的心理机制，但仍无法控制情绪。后来，我才慢慢消化了这种情绪。

不久，寻找精神疾病床位的电话多了起来。那些在封城前来看病，因封城而留在武汉的外地人发病了，要到精神卫生中心住院。但我们精神卫生中心已经是收治新冠肺炎精神病人的定点医院了，不敢接收这些病人。我接到过一个电话，说有一个病人在我们医院大厅外待了两天，其实医院大厅是封住的，他就在大厅外面，由社工给他送吃的。我很想帮助他们，后来我想，是不是因为我在封城前给一些外地病人开住院单，封城后又请他们出院，让他们被困在武汉，所以我潜意识里在拼命找床位。当时我跟院领导商量的时候，那种没有办法帮助这些病人的绝望感令人像身处地狱之中。

2月8日，媒体报道我们精神卫生中心有很多病人和医护人员感染新冠肺炎。其实在2月2日、3日，我们就已经将医院感染的危急情况上报武汉市抗疫指挥部。医院的秘书将报告发给我的时候，我当时愣住了：当天核酸检测确诊24人——一天之内啊！我们实事求是地上报了，有100多人在发烧。后来，消息由《中国新闻周刊》发出。这并不是医院在隐瞒什么，而是我们上报之后，那时候疾控部门也处于顾不过来的状态。所有医院发热门诊都人山人海，不是医院不办、不帮，而是办不了、帮不了。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跟我们的院长和现任业务院长通了电话，我感到我们的感觉都是绝望。

（3）逆行

我曾经在汶川地震后做心理援助时经历过6.4级的余震，当时我正在成都市儿童医院五楼ICU，我们的团队在为汶川地震灾区的孩子做干预工作，这些孩子从几个月到12岁大，都在地震中受到了伤害。那天我们本来要下班离开的，我在等其他人的时候，余震发生，那些孩子和家属都惊恐发作了，所有下班要走的医护人员都回头就往病房里跑。我们从窗户看外面，很多写字楼上的人都在往外跑，但是医护人员在往回跑，因为有病人，所以我们逆行。你要说我们是英雄，我始终不认可这个称呼。我觉得这是医护人员的本能。我们从事这个工作，而且被培训了这么多年，救死扶伤已经内化为我们的一部分。

虽然有汶川地震心理援助和一系列危机干预的经验，但我从没有过像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这么绝望的感受。没有，不一样，这一回就是完全的绝望。回想当时，我们没有凤凰浴火重生这么积极的想法，就是被火烧得无望、绝望和恐惧，但仍然拼命战斗。我们现在经历过来，才有了一种浴火重生的感觉。



心理创伤干预中的7点警示


1.重建信任的困难


一场突然的灾难，一种疾病突然从人不传人变为人传人，一座城市突然被封锁，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即使我是身处武汉的医生，知道这么多信息，也觉得突发的疫情让我解离了，很多东西都整合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重建信任是很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