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凤凰涅槃：在绝望感中逆行

有一位女性患者一家都感染了新冠肺炎，父亲最先感染去世，其他的四个家人（哥哥、嫂子、侄女、妈妈）全部都感染了。武汉很多家庭都是这样，一家多人感染。这些家庭成员被不同的定点医院、方舱医院收治。妈妈因为呼吸困难又有基础疾病，也在定点医院接受治疗。这位女性患者不敢告诉妈妈爸爸去世的消息，一直跟妈妈编故事，编了将近50天。后来妈妈、哥哥、嫂子、侄女都出院回家，一家人继续编故事，就说爸爸还活着。直到政府让他们去领骨灰，这是不得不做的事，但没人敢跟妈妈说，这位女性患者就找到我求助。

我在这之前和她做了几次咨询，但她的情况还是不容乐观，她请求我们去现场。当时我马上和马弘老师等几位专家商量，我们决定去现场。那一家人在一个社区里，他们的健康码都还是“红码”，意味着他们还在隔离期。按照常规，我们应该穿防护服进去，但这个家庭认为社区对穿防护服的人很敏感，他们一家人会因此受歧视，要求我们不能穿防护服。是保护自己还是去冒险？我们判断了一下，如果不去现场，后面的工作根本开展不了。所以我们几个人就决定进行一次破冰之旅，随后我们开介绍信，跟社区约好时间，戴着口罩、帽子、手套去了这个家庭。

当然最终还是由家人说出了父亲去世的真相，我们就做我们专业该做的事情。妈妈有很强烈的幸存者的内疚，觉得是她害死了老公。她说了一句“是我先发烧的”，但我们听她讲述的时候，澄清了是她的老公先出现症状。她的老公有肾病，早就已经出现了感冒的症状，但可能因为抵抗力不好，烧不起来。我就澄清了一下，说先生病的是她的老公。可能是我以一个专家的形象，给了她一个权威的解释，她就开始想“不是我导致儿子、媳妇、孙女得病的”。我们完成了这个告知工作，发现这位妈妈其实很有力量。马弘老师对她说：“你现在需要开始安排怎么安葬你的老公，其他的四个人都安全回来了。”当我们走的时候，这位妈妈向我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后来这位女性患者打电话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去了他们家。因为他们有强烈的病耻感，而这么多专家来到家里，没有看轻他们，还和他们握手（当然我们戴着手套），所以这是一个重建信任的开始。之后我们通过视频和电话跟踪这个家庭，发现他们完成了领骨灰的过程。我们还鼓励他们去做核酸和抗体的检查，结果很好，核酸检查都是阴性，抗体检查都是阳性。

在疫情期间，我们可能不得不进行远程干预，这种干预的效果是要打折扣的。之后要重建信任，我们仍需要面对面的工作。



2.哀悼的困难


哀悼的困难在于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没有告别。按照规定，因为新冠肺炎死亡病例都是烈性传染，所以尸体用一个袋子装着，遗物也要按照传染病的标准放在医用垃圾袋里烧掉。我们走访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医生、护士在家属的哀求下，把死者的遗物保留了下来，进行消毒后再转交给家属。如果没有遗物，在哀悼中就没有告别，即使留下来一些遗照，样子也非常惨。有些医护人员留下了死者的遗照，但让人不忍心看。呼吸衰竭死亡的人脸都是肿的，就像溺水的病人。我们会阻止给经历了不幸的人看这些照片，我们看的时候也会受到创伤。这就是哀悼困难的原因。



3.重视病人对疾病的羞耻感


我个人可能因为自我意识比较强，所以平时不太在意别人对我怎么想，没有那么多羞耻的感受。但是在去体验的时候，我仍能发现羞耻感有多强。一些医护人员就是不去查抗体，甚至即使自己感染了病毒也宁愿不去检测，不去拿医疗救助金，就是不想被证明自己患上了新冠肺炎。

我家的阿姨问我“是不是离婚率会升高”，我以为她是指疫情期间封城，导致离婚率升高，但其实她说的是如果另一半患上了新冠肺炎，是不是会离婚。这反映出很多患者可能有的羞耻感，有的家属也不能善待他们。我们专业人员需要思考该如何善待他们，如果同情都做不到，怎么能做到共情（同理心）？



4.关注复杂型创伤后应激障碍


在疫情中，我们发现了目前的创伤激活过去创伤的案例，过去的创伤有个人性的，也有社会性的。

有一个家庭早期就有人非正常死亡，在疫情中有两个人离世。这个家庭中的一个儿子就是一个复杂型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病例，现在以抑郁障碍为主，很难与人交流，总是说家里不能再死人了。现在的创伤激活了他早年的创伤。在2018年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中，复杂型PTSD进入了诊断系统。ICD诊断系统其实总是跟在DSM系统后面，但是早几年出来的DSM-5没有收录复杂型PTSD，而ICD-11收录了这个疾病，这意味着专业人员要关注复杂型PTSD。

如何去识别复杂型PTSD？在汶川地震后，有一位被从映秀灾区救出来的50岁左右的少数民族妇女，在被送到成都第四人民医院（成都精神卫生中心）的时候，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会诊时她一直对我说“坐月子”，说她坐月子时婆婆如何对她不好……在医院里，谁对她好，她就找谁的麻烦，闹得很厉害。我后来就明白了，实际上是因为她现在的待遇就类似于坐月子的待遇，这激活了她早年坐月子时的创伤。这种激活需要识别，并不是现在没做好，而是过去的创伤被激活了，发生了移情，这是需要区分的。

2007年，我与童慧琦博士一起，在美国旧金山退伍军人疗养院里做了三个月的短期访问，主要就是做创伤项目。那里有很多越战老兵和伊拉克战争老兵。

记得有一天，他们的心理学家邀请我去参加越战老兵的PTSD团体治疗。我一进去，当心理学家介绍我“这是从中国来的Dr.Tong……”时，我就感到团体治疗室中喧闹起来，耳边嗡嗡作响。我很敏感，很快想道：“这一定是他们的创伤被激活了，我扣动了他们的‘扳机’！”因为那个嗡嗡的声音是不友好的，非常躁动，充满敌意。我希望能够安抚他们，让他们平静下来。

我首先自我介绍：“我从中国来，中国已经改革开放多年。我到这里来是向你们学习的，学习你们对PTSD的了解，从你们身上学习……”跟他们谈这些，他们的情绪强度就降下来了。

我记得那一次治疗结束时，一开始最喧闹的一个领头的老兵跑到我面前说：“非常对不起，我的‘扳机’被扣动了，所以我对你不礼貌。”老兵们接受教育后，对创伤的认识很深。后来他们还表达了想来中国的愿望。美国的心理学家对我说：“你很有经验！”

我也曾经听童慧琦博士讲过，退伍军人疗养院在海湾大桥附近，7月4日是美国国庆节，海湾大桥会放烟花。曾经就有一个老兵，一放烟花他就会卧倒，对于战争和炮弹的记忆又被激活了。

除了个人的创伤，社会的创伤也可能被激活。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舆论场不断发生激烈的争论，我想可能是因为疫情激活了我们历史中一些没有解决的社会性创伤。这次疫情是一个大的社会事件，不单是中国的，也是全球的。背后的社会性创伤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5.如何共情性理解


我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