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灿烂的拐点：生命意义和生活的重建

M模型整合了一系列危机、灾难和心理卫生干预方法，并且能够满足整个危机/灾难后需求的连续谱。比如一场大地震发生后，同样在地震灾区，有的人可能毫发未伤，有的人可能有需要做脑外科手术的脑外伤，也有的人家里亲人都去世了，并且自己也受伤了……我们能看到一个需求的连续谱。心理方面也同样如此，有的人可能心理上“毫发未伤”，也有人有严重的PTSD，或者严重的抑郁。CISM是一个综合的、分阶段的、整合的、有多个组成部分的危机干预模型。要记住，所有的危机干预都要分人群、分阶段。



恰当的应对带来机遇和挑战


我们在遇到危机时，一定要找到恰当的应对方式。应对得不恰当，它就会变成“危”——“危险和威胁”，会变成我们人生的创伤；应对得恰当，它就会变成“机”，变成我们人生的机遇和挑战，会给我们带来成长和成熟（见图1）。不仅仅是对我们个人而言，对任何一个机构、团体，或者对一个家庭来讲，危机都是一个成长的机会。

每次我个人遇到危机时，我就用这个理念鼓励自己，获益匪浅。

图1　危机应对的两条路径



参与心理干预的心路历程


2003年SARS疫情中的心理援助


我2002年从德国留学回国，2001～2003年组织第一届EMDR的培训，那次培训邀请了来自4个国家的11位国际专家讲授。在第3阶段的时候，学员中有一位在北京某医院工作的同行，给我打电话说“方老师，我发烧了，等开班时我如果退烧了就过去，如果没退烧我就去不了了。”

后来他对我说他“走了一趟鬼门关”——他得了SARS。他说他在生命垂危、与SARS搏斗的时候，EMDR中的“稳定化技术”给了他巨大的帮助，而且他也把这一技术教给他的病友，这一技术对康复和稳定心情有很大帮助。他能运用这项技术自助、助人，我感到欢欣鼓舞。

管理视角的雏形

2003年4月22、23日发生了民众恐慌事件，24日我接到了北京市卫生局的邀请，在北京安定医院马辛院长的领导下，和安定医院的同行们搭建了北京市第一条SARS热线。我在当时的申请书中写道：一方面稳定民众情绪；另一方面及时了解广大市民心理状况，为政府制定下一步政策法规提供依据。我翻看了电脑里17年前的记录，觉得当时的工作做得真的非常好。那个时候的工作其实已经有一点“危机管理视角”的雏形了。

我记得当时电视台每天会公布两个数字，一个是新增的疑似人数，另一个是新增的确诊人数。比如某天新增疑似人数为100，新增确诊人数为10，民众依然会很恐慌：“哇，疑似人数增加了100！”在我们的建议下，电视台增加了第3个数字——不来自疑似病例的新增确诊人数。比如这10例新增确诊病例中，有9例都来自疑似病例，而疑似病例都在医院的掌控之中，已经被隔离了。所以，今天新增的10例确诊病例，其中9例都来自已经控制了的人群，只有1例是从大街上过来住院的，而北京市当时有2000万人口，如果大街上只新增1例确诊病例，老百姓内心就会更稳定。

此外，在一线被感染的医护人员也会有一些抱怨，我们知道后，及时向卫生部门反映：“他们应该得到很好的关照，否则会影响一线医护人员的士气。”这就是我们心理工作者可以提的建议的例子。

危机的转化和恐慌的正常化

在SARS疫情中我们还做了大量的心理培训和科普工作，比如危机转化（危+机的概念），包括恐慌的正常化。

当时很多专家都这样说：“你恐慌吗？要记住，恐慌会让免疫系统能力下降，你就更容易得SARS。”当很多专家这么说的时候，民众可能会更恐慌。根据危机干预模型，恐慌要正常化。

在中央电视台的直播中，我提到，北京确诊病例200多人，北京市总人口是2000万。算下来，只有10万分之一的人得病。10万分之一是什么概念？就是你想得病都很难。后来很多人向我反馈，“10万分之一”对于他们减轻恐慌、树立正确的疫病观，以及愤怒情绪和居丧反应的处理很有帮助。

当时在北大也有SARS热线，我在热线里对学生们说：“你从小学奥数、学英语、练琴，总是被迫忙忙碌碌，时间不由自己做主，对吧？小升初、初升高，似乎你从来都不能掌握自己的时间。现在，你是你时间的主人了，你可以干你原来想干却没有时间干的事情，比如玩游戏、看小说、看世界名著、画画、朗诵诗歌、唱歌、弹吉他，等等。”



2008年汶川地震心理援助


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参与了教育部组织的灾后心理援助，主要参与了基教司和师范司的工作。

第一阶段：基教司工作

2008年5月12日（周一）地震，北京大学钱铭怡教授就召集她的学生们（包括我在内），开始心理救援工作的筹划、组织和培训。周四我接到了教育部的电话，周五去开会，因为比较了解创伤和危机干预模型，下午就被留下参与起草教育部文件，按照危机干预模型来起草。5月17日（周六）我跟随基教司长、副司长到了灾区，了解当地情况，确定近期和远期目标，覆盖震后灾区17万教师、近90万中小学生的心理援助工作。

时任北师大心理学院书记、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专家指导委员会秘书长的申继亮教授是我们心理援助项目的组长，我是副组长。在机场我就开始给教育部的领导们讲解危机干预模型。这些领导非常棒，几天下来，他们一开口就都是危机、创伤的术语，掌握得特别快！我们也与领导探讨了专家队伍的组成，我当时想，危机亲历者中会存在一个从毫发未伤到心理创伤的连续谱，所以，我们危机干预的专家队伍也应该具有多样性。因为飞机晚点，我们在机场就开始给成都的专家们打电话，成立项目专家组。我们组建了由儿童心理发展专家、儿童活动专家、团体辅导专家、心理治疗与创伤治疗专家、儿童精神病学专家共同组成的专家组。

晚上22:30抵达成都后我们马上开会，一直开到深夜1:30。我把所有的危机干预模型都讲完、任务布置完之后，大家讨论细节。我当时已经连续工作一个星期，感到身体有些支撑不住了。刚回到房间，一个踉跄差点摔倒。我当时心想自己太困了，要赶紧睡觉。等到第二天，我才知道，那时其实发生了震后最强烈的一次余震，有6级以上。但是我那时根本顾不了，就是想睡觉。

绵阳九州体育馆里容纳了2000多名学生。2000多个孩子，刚遭受了生命威胁的刺激，吃不好，睡不好，那么多人挤在一个体育馆里，那些孩子处于什么状态？大家可想而知。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地震一周后的5月19日要进行鸣笛三分钟的哀悼仪式。仪式前，时任基教司司长姜沛民老师告诉我当地领导邀请我讲话，可我不想上去讲。我对姜老师说：“我觉得应该您来讲。为什么呢？孩子们会觉得‘哇，中央领导都派教育部的领导来看望我们了’，他们会感觉到一种来自中央政府的关怀，会有稳定感、安全感。”他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