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灿烂的拐点：生命意义和生活的重建

我的建议，在三分钟哀悼仪式之前给孩子们做了讲话。鸣笛的那三分钟，所有人都在哭，好像有无数的亡灵飞向天空。

我们在帐篷学校里组织孩子们画画、进行团辅活动。将孩子们分为中学组和小学组，分班级进行团辅活动——自我介绍，建立社会联结。绝大多数孩子都是非常健康的，我们在帐篷里可以看到他们的一张张笑脸。

成都中医药大学当时接待了上千名从灾区撤下来的学生，我给他们的生活老师做了培训。有一位生活老师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他对我说：“老师，我好像落下毛病了，很不好意思。我总是觉得又地震了，就往外跑……其实没有地震，也没有余震。我后来就始终在身边放一瓶水，每当我感觉地震了，就要看这瓶水有没有抖。”为此他很羞愧，觉得自己得了癔症。我说：“这不是癔症，其实你特别棒！你特别聪明、有智慧！发生了这么大的地震，你保持一定的敏感性，这是能够保护生命的，是正常人群对非正常事件的正常反应！除此之外，你还能自己发展出一个充满智慧的办法来区分是否真的发生了地震，余震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你的反应是正常反应！”

后来我们来到北川中学，北川中学有20多位老师丧亲，我们为他们安排了哀伤辅导。当时我们对学校领导说，希望遵循自愿原则，老师愿意来参加就来参加，最后来了六七位老师。我们三位心理工作者穿插坐在老师们中间，我使用了CISD技术。老师们开始叙述他们的整个心路历程，内疚、愤怒、伤心、丧亲后的痛苦……一开始他们讲普通话我还能听懂，情绪特别强烈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说四川话。一部分的我在跟他们一起哭，另外一部分的我在绞尽脑汁地琢磨他们在说什么，到底是哪位亲人去世了，这对我之后一些危机干预项目计划的制订有所影响，所以做危机干预时团队中一定要有当地的人，能听懂乡音。对于他们的痛苦，我并不觉得一次活动能够带来多么大的改变，但最后我们真的有一种大家在一起的感觉。那时候，没有男人和女人的区分，没有北川人、北京人和成都人的区分，只有人——人和人在一起。

当时我们也得知了一个特别令人心痛的消息，有一位老师丧亲14口，仍然在做北川中学高三的班主任，和高三的孩子们住在一个帐篷里，还要帮助孩子们备战7月的高考。就好像他们的身体在流血，但没有时间和空间可以去舔一舔自己的伤口。当时正好我深圳的朋友要捐帐篷，我们就指定捐给北川中学的高三老师，让他们能够住在一起，晚上能够一起哭一哭，互相给予一些情感支持。

心理危机工作面对的大多数都是健康人群，连续谱上大多数人都在健康范围内；活动要按照对象的年龄特点来设计；活动时间短，应该基于资源取向，不要打开伤口。在这一阶段的工作中我有5点经验和总结：

1）相对安全感。要着力于增加相对安全感、社会支持和社会联结感，并着眼于未来，因为未来绝对是资源。那个时候我就提出了“相对安全感”的概念。一场大的危机发生之后，相关人员不要试图马上让人们感觉到安全，因为现状确实不安全。比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初期，武汉医生的处境就不安全，防护服不够用，病毒到底是什么情况也不清楚，只能说增加相对安全感，给安全感以及恐惧感建立边界。

2）非言语信息的重要性。在地震棚里进行危机救援，梳妆打扮一定不能跟平常一样。应该不施粉黛、不戴首饰。要穿特别便捷的衣服，袜子要能够把裤子裹住，因为都睡在草地上，要防止蚊虫叮咬。我们整个人散发出的信息应该是：我和你们在一起。把我们扔在受灾民众中间，应该是没有违和感的。

3）心理灵活性。我觉得思维太僵化的人是做不了危机干预的，要保持灵活性。比如当地领导可能一开始跟你讲，帐篷学校一共有27个帐篷，你们按照帐篷分组，70多个志愿者分成27组，到每个帐篷里去做干预。等你到了以后，组织者又跟你说计划变了，要按一年级到五年级来分，队伍要重新安排。这时你不要想“怎么回事，信息准不准确啊”，没有用。不要争辩，马上根据现有情况去行动，情况瞬息万变。

4）与当地政府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一般当地政府官员，自己也是受灾民众，他们顾不上自己的家，要负责很多工作，每天筋疲力尽。所以他们不一定那么欢迎你，甚至可能态度很糟糕。在危机中救援人员的脾气也不好，包括我自己在内，会很烦躁，又累、又饿、又渴，那种沧桑、绝望的感觉会伴随着你。心理工作者的督导、组织上的支持以及专业知识都是非常重要的，要积极和上级领导保持互动和信息交流。

5）与媒体的关系。对于向民众做危机创伤相关的科普宣传而言，灾难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平常歌舞升平时，人们不痛苦，所以他们不常看关于心理的节目。但是当重大危机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可能去各种平台找寻心理方面的相关知识。汶川地震心理援助结束后，我被邀请到中央电视台，录制了一个《共同关注》节目，非常有意思。节目一开始播放了一段视频：小明失去了爸爸和哥哥，某大学的某博士给小明做心理危机干预。这个博士想让小明哭，可小明就不哭。后来，小明受不了了，说：“我就不哭！”摔门就走。这时视频一关，主持人马上转过身来问我：“方老师，您觉得这位博士做得对吗？”我说我来讲一讲发生危机之后，心和身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我就开始讲危机管理的模型。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提到，要按照干预对象的心理节奏来做干预。

在干预工作中，有时候媒体的加入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身份出现冲突。汶川地震后的干预工作中，一位我督导的心理工作者给我打电话，问我一个女孩总是不说话怎么办。我说：“那你就等待吧，比如可以跟她玩游戏、画画、讲故事，什么都行。”他说：“不行，来不及。”我说：“你为什么那么着急？”他说：“因为电视台的人说那个画面不好看。”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旁边有电视台跟拍，是电视台出资让他到灾区做干预，所以他有义务让电视台做节目的画面好看。我就跟他讲，现在他面对角色冲突，如果他是为电视台服务的，那就不是纯粹的心理干预工作者了。

绝大多数媒体是善良和友好的。在绵阳的九州帐篷学校做团体心理援助活动的时候，我说如果发现有极端创伤反应的孩子（一种是高度激越反应的，一种是麻木反应的），就送到我这儿来，因为他们会影响整个小组的气氛。当时两个极端反应的孩子被送过来，一个小女孩一直哭，另一个整个人都是僵住、麻木的。我就搂着他们，这两个小孩一直哭，突然之间就有很多镜头伸了过来，我不想让他们拍，我就搂着孩子。搂着也会被镜头拍到，我就移到帐篷边再搂着他们，居然有一个长镜头就从我胳膊底下伸进来拍。我永远忘不了，有一个特别厚重的男性的声音说：“请你注意你的摄像头，它是有攻击性的！”我特别感谢这位发声的记者，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知道大多数记者是有良知的。

新闻工作者在灾难中也会衰竭，受替代性创伤的影响。我记得曾给新闻频道的记者做团体辅导，新闻频道都派小伙子到最前线，坐直升机进到映秀镇，拍了很多片子回来，然后由编辑来进行剪辑。有做剪辑的小姑娘出现了呕吐反应，因为那些画面太有创伤性了。记者和编辑都会受到替代性创伤的影响。

第二阶段：师范司工作

我们在申继亮教授的领导下，组建了全国的专家团队，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