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你我都是心理治疗师：创伤事件的社会心理支持

就能去找了。”

我说：“对啊，那你觉得你做的是不是心理干预？”

她想了想，说：“是啊。平常心理干预我都要坐下来谈，帮来访者处理最关心的问题。他现在最着急的就是找人，那么我就应该帮他找找看……谢谢啊，那我接着找人去了！”

她在那个阶段，做的就是非常具体、到位的心理社会支持工作。



“我不算志愿者”


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后，有一名当地的学生在一个医院做志愿者。烧伤的患者容易感染，所以医院不让家属进医院。她做的工作就是帮助这些伤员的家属，带他们领盒饭、回住的地方。别的志愿者身上都贴有志愿者标签，我觉得她做得很好，但身上什么标签都没贴，就问她为什么。

她说：“我不是志愿者。我家就住在医院旁边，现在放暑假，我知道这儿有需要就过来了，我就是个帮忙的。”

我问：“帮忙的为什么不是志愿者呢？”

她说：“志愿者一般的都是心理志愿者，心理志愿者要有心理专业背景。我是学工科的，没有心理专业背景。”

我说：“志愿者不应该这样理解。你做的事情跟他们做的事情一样，你也在帮助这些家属缓解他们的焦虑情绪，你帮他们做了很多具体的事。你也是志愿者，而且你也可以称自己为心理志愿者。”

她问：“老师，我是吗？”

我说：“是啊！只要能让他们不焦虑，心里踏实，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在旁边，这不就是最大的支持吗？”

她说：“哦哦，那我确实是！那我也叫自己心理志愿者吧。”

在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不管你做了什么，只要让大家心里平静、踏实了，你做的就是灾后“心理社会支持”（或者“社会心理支持”）。

比如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期，如果没有口罩和防护服，任何一个心理援助者都没有办法去武汉，心理支持是到不了位的。

从疫情伊始，我就开始找物资。我在武汉的一个社区服务群里服务，他们说没医生，我就帮他们找医生；没有心理专业工作者，我就帮他们对接心理资源。做任何我认为“必须得有人做”的事。

各种物资、资源的供给保障、信息的提供、人员的调配，都是灾后心理社会支持的基础和一部分，如果这些做不到位，那么灾区的人一定会紧张、焦虑、恐慌甚至愤怒。我们要有这样的心理社会支持的观念。



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在中国的发展


“灾后心理危机干预”是我们在每次重大灾难事件后派出医疗队使用的名称。我所在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还有一个名称是“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自从中国有了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几乎每一次大型的事件都和北医六院有关。可以说，我自己的重要成长过程，也是中国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发展的过程。



1994年克拉玛依火灾：我国第一个国家心理干预医疗队


1994年克拉玛依火灾之后，我有幸成为政府第一次派出的国家级心理干预医疗队四名队员中的一员。我和吕秀云教授是第一组，先去了三周，唐登华老师和李淑兰老师在第二组。

当时发生火灾的友谊馆前面竖起一堵很高的砖墙，因为家属否认孩子去世了，甚至听到孩子在里面哭，不停地要进去找，所以当地政府不得已砌了个墙。

我对接触到的第一个案例的记录，是完全按照临床病例的思路来写的，主诉、现病史、既往史、个人史、家族史、精神检查……结果写了一半写不下去了，因为人家就是长子遇难了，不是精神科病例啊！我当时的最大的感受有两条：

第一，灾后危机干预跟平常看病的临床工作完全不是一回事，人家不是来看病的，所以我带去的教科书、诊断标准，基本什么都没用上；

第二，灾后心理干预“没有用”。为什么？因为孩子没了，人家什么都不要，就要孩子回来，但你没有办法把他孩子带回来。你陪他哭，那有什么用呢？所以我觉得没有用，也变得很愤怒。后来吕教授就劝我、督导我。

直到第二年10月，我才开始觉得心理干预可能有用。那时我收到我在克拉玛依帮助过的一个被烧伤的12岁孩子寄来的一封信。他在信里说他特别喜欢我送他的玩具熊，要不是因为我，他当时都活不下去了。他说：“是您在精神上支持我，给了我活下来的勇气。阿姨，我很想念您。”

我真的没有勇气回信，并且没敢再去克拉玛依。为什么送那个玩具熊呢？是因为我不知道跟他聊什么，我完全不知道应该跟他聊什么。

我觉得这孩子伤得这么重，我聊什么都没有用。就随便聊吧，用现在的话说就叫“尬聊”。聊来聊去不知道怎么就聊到北京，聊到动物园，聊到熊猫。我说：“你喜欢熊猫吗？等你好了，去北京看熊猫呀！”他说：“好呀，阿姨。”后来我就说：“我给你买个玩具熊猫吧，我们医院之后还有人来，我托他们带给你。”他很高兴地说：“嗯，可以啊！”

我回了北京就开始找玩具熊猫，费了很多工夫，就是找不到。后来我想动物园的礼品部一定会有，我就买了张票去了动物园，到礼品部，还找了熊猫馆，也没有买到玩具熊猫。于是我特别沮丧，我明明承诺了给孩子买，可是却买不到。后来我想，给他买个玩具熊吧，至少沾个字，不算我爽约失言。那个熊还挺大，我请唐登华大夫帮我把熊带了过去。

这个孩子在信里说他特别喜欢那个熊。我看了信特别兴奋，就开始跟别人分享。别人问我：“你是怎么把他劝得能活下去的呢？你说了什么话呢？”我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我完全忘记了。我说就是给了他一个玩具熊，仅此而已。

后来北医六院汪向东博士的研究也发现，在灾难过后，通常“重灾区支持多，轻灾区支持少”，在没有心理支持，只有社会支持的情况下，大概在灾难发生后的两年之内，相比于重灾区，社会支持少的轻灾区灾民的心理状况更差。

在克拉玛依的时候，每一次“头七”“三七”“五七”，遇难者家属去上坟的时候都会有人哭晕过去，我们就上去做一些心理安慰。后来在2000年洛阳迪厅火灾之后，我当时正好在卫健委借调，就跟着处里同事以官方身份去了，想要做一些工作，却被当地领导告知“不许说你们是精神科的”，因为遇难者家属说“我们只是遭了难，我们没有疯”，我们只能在殡仪馆里看着，却不能说话。七天的时间，我们眼看着民众的需求就在眼前，心理危机干预该做，可是我们不能去做。



2002年大连空难：媒体对心理危机干预的推动


媒体是在什么时候介入灾后心理干预的呢？是在2002年大连空难之后。当时，当地的精神病院最初不愿意介入心理危机干预，仍在等待有需要的人主动挂号求助。有一位记者走访了五家酒店，写了一篇题为《灾后心理干预为何姗姗来迟》的文章。文章发表后，记者们找到大连的卫生局，说北京的心理医生已经来了，大连也有心理医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