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你我都是心理治疗师：创伤事件的社会心理支持

应该做服务。局长就让精神专科医院开展相关的服务。

在这之前，我们主动找到了医院，跟院长说，我们带来了全套的培训资料，你们肯定要做心理危机干预，我们来帮你们培训。院长说：“不需要。政府没让我们去，我们去可能也干不好。”

“干不好才要培训呢。”

“不用！谁有需求到我们院挂号。”

我们在前文已经讲过，灾后心理干预不同于平常的心理咨询，需要主动靠前，主动去服务。但当时医院并没有这样的观念。

我们没有培训成，挺沮丧的。我们把该干的事情干完就准备走了，到机场过了安检，电话响了。

原来是局长让这个医院派医疗队，院长想起来我可以帮他们做培训，就问：“你们回北京了吗？能回来帮我们做一下培训吗？”

我们就把机票退了，回去做了培训。医院的工作做得很好，后来对一些高危人群进行了一年的跟踪，干预效果很好。

总之，认知的改变真的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并且媒体在中国心理危机干预的推进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我才知道有灾民会因为没有媒体来报道、他的痛苦没有被全国人民知道而感到特别难过。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了媒体意识。然而，虽然媒体推动了大连空难后的心理危机干预，但在大连空难中，共有多少篇关于心理的媒体报道呢？13篇，一点都不多。



2002年北大山鹰社山难：“被拒绝是正常的”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服务要根据对象的需求，被拒绝是很正常的。我在北大山鹰社事件发生前，没有被拒绝的经历。在北大山鹰社山难之后，我去给家属提供心理服务，家属说“我不需要”，我觉得特别尴尬，觉得是不是我没服务好？幸亏我出来之后，看见丛中大夫也被家属撵出来了，我当时心里一下子就平衡了。他特别淡定地对我说：“他暂时不需要我，我就出来了，我跟他说，你有需要可以来找我。被拒绝是很正常的啊！”从那以后，我就能够接受被拒绝了。



2003年SARS：要关注伦理和具体工作方式


2003年SARS时期，北医六院的30名护士“支援”SARS病房，经过很短暂的培训，就变成感染科的护士。其他医院也有同样的情况，医院需要有人顶这些岗缺，所有正常的医疗工作都被打乱了。很多正常的医疗、手术都停了，那些急需手术的患者非常痛苦。从当时的情况中可以看出，灾后心理干预的伦理讨论非常重要。除了SARS患者，其他患者的命是不是也是命？如果精神病人感染SARS，是不是也应该和其他患者得到一样的待遇？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伦理议题。

当年抗击SARS的时候，热线还是大家坐在一起接听，没有隔间。现在有了智能手机，心理沟通的方式更多了。物资不足又有传染风险的情况下，戴着面罩说话又不容易听清的情况下，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者应不应该急着一定要进病房？是否可以通过网络等各种现代化的手段达到目的？“灾后心理干预提供方式”的议题也值得进一步讨论。



2005年黑龙江洪灾：心理危机干预有所成效


2005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率先改变了战略，在灾后捐钱的同时，要求灾区接受心理危机干预。很多学校会对心理援助者说：“援助款留下，你们回去吧，我们这里的人都很坚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在2005年发生在黑龙江的洪灾中，100多个孩子遇难。有一个孩子的同学去世了，有很多话想跟同学说，又不被允许讨论，我们的大夫运用“空椅子”和角色扮演技术，帮助他把话都说了出来。我印象特别深，小男孩最后出去的时候走到门口，回过身来给我们大家鞠了一个躬，说：“老师，我好了，我回去上课了。”

当地的老师也有很多创伤，甚至不敢看水。所有的老师都穿牛仔服，因为家长不能原谅老师活下来而孩子被冲走了，会冲上来撕扯他们的衣服。老师穿得稍微花一点，家长就说：“你还有脸穿好衣服呢？我们连孩子都没有了！”我们三个月后去给这些老师做了五天的团体干预，最后一天，他们所有人都站在水边看太阳从湖面上升起来，特别美。他们也提出最后一天想去逛街，买新衣服穿，我们就留了一上午让他们去逛街。所以，慢慢地，我觉得干预是有效果的，但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投入。



2008年汶川地震：转变工作思路


到了汶川地震，我的体会是，大家要有转变思路的意识。常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套路是行不通的。比如对于孩子来说，“回归正常生活”就是像平常一样玩，像平常一样看喜欢的书，看迪士尼，看漫威。所以我们招募了志愿者带着孩子玩，这也是我在印度洋海啸的时候从泰国的危机干预中学习到的。

从汶川地震中我们看到，突发危机事件可能会带来“行政死机”现象，就是常规的工作没有及时改到“应急的频道”上来，导致办事不力。汶川地震时，一位受到表扬的卫生局长——绵阳卫生局时任雷局长非常快地调到了“救灾频道”。当时她就意识到要去北川拉伤员出来，但救护车效率太低，交通局的办事员还要求先打报告，她当时就急了，立马亲自到交通局协调，结果非常迅速地要到了车。

另外，我不建议以独立心理医疗队的方式参与前线支援，缺少后援很可能使你自己变成受灾群众。

同时，联合国的指南中写道，进行灾后心理社会支持、精神卫生服务，首先要做好现有服务的保障——比如对已有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汶川地震后我曾和绵阳的一位精神卫生中心心理科主任吵过一架，因为当时她管理的精神病房条件极为艰苦，她把精力都投入到了病房，但我认为她身为主任，应该多想全省救灾的事。但后来，我也意识到，在灾难中，精神病房确实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忽略灾后精神病人的需求，不能因为当下的紧急情况就把他们自动屏蔽掉，好像他们一下子变成正常人了，这是不可能的。



2008年的国际培训：资源就在参与者身上，在走动中服务


我们第一次组织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培训是在2000年，把世界卫生组织的书翻译成中文，到现在仅有20年。我们从2003年开始协助国家写灾后心理危机干预预案。2004年我们不用外教，独立做了一次培训，到2013年，我们已经可以为其他国家进行培训了，对此我还挺骄傲的。2008年，我们组织了一个“中澳心理危机干预医疗队长和志愿者骨干培训班”，澳大利亚红十字会的主席也参加了。这一次培训我们和志愿者配合得很好。在给村支书做培训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还发愁，其实资源就在他们中间。我们问他们：“你们有什么压力？你们是怎么解决的？”结果他们自己就总结得特别好。当时我们的切入也很好，同行的有内科医生，就问他们：“辛苦工作这么久了，你们身体怎么样？有没有量过血压？”他们说没有，大家就排队量血压，内科大夫给他们做咨询，非常好地切入了灾后心理干预。所以，如果你去灾区想做心理干预，想做心理支持，你可以带个血压计，带个腕表，见到中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