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共情的力量：灾后心理援助的回忆与思考

杨凤池

面对灾难，比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心理工作者义不容辞，理应团结一心，无私奉献，用我们的专业，在灾难心理援助中做出积极贡献。

苏联元帅朱可夫写过一本回忆录，叫作《回忆与思考》，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是怎样指挥战役，从最困难的困境走向胜利的。所以我就借用这个书名，将本章标题定为“共情的力量：灾后心理援助的回忆与思考”。



灾后心理援助的两个现场


灾难的心理援助一般有两个现场：

第一现场就是灾情最重的地方，我们可以称之为灾区，在那里，救援者需要进行一线的救助，比如生命的救援、哀伤的辅导、危机心理干预、急性应激障碍的处理。当大量的生命逝去时，逝者的亲属、目击者，以及其他与逝者有密切关系的人都需要哀伤辅导。很多人陷入心理危机，需要得到危机干预和急性应激障碍方面的处理。

比如我的第一现场经历如下。

·2005年6月，黑龙江沙兰镇发生洪灾，沙兰镇小学正好处于低洼地段，105个小学生，瞬间失去了生命，遇难者家属痛不欲生。在这次灾难发生后，我国第一次由国家主管部门在救灾的同时组织心理援助，我受命去沙兰镇参与了心理援助。

·2008年“5·12”汶川地震后，北京心理卫生协会组织了13位心理学的教授、专家、博士、研究生以及精神科主任医师，由我带队去地震灾区做灾后心理救援。

·2013年4月四川雅安地震，我们又加入了北京市政府组织的北京心理专家救援队伍，奔赴灾区。

第二现场的工作则是提供非现场的援助，即保障性的、后援性的心理援助，主要的目的是支持第一现场的可持续性工作。

比如我的第二现场经历如下。

·危机热线的工作经历：2003年SARS疫情，民众们有着很强烈的心理恐慌，形势严峻。受学校和卫生部门领导的委托以及北京电视台的邀请，我参加了北京电视台的热线直播栏目“珍爱生命，防治非典”，直接回答公众关于心理焦虑、紧张、恐慌等方面的问题。此外，我还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设了“杨教授心理问诊”的热线直播节目，直接回答听众关于心理恐慌、心理困惑方面的提问。

·最近五年，我为北京市和华北片区的各城市心理危机干预热线的接线员做案例督导。

·一般性热线电话工作：我从1990年开始参加热线电话工作，那时我还是一位年轻的大学讲师。我当时参加了团中央和北京地方的三条心理咨询热线服务工作，做一个热线接线员，大部分时候值夜班，从学校下了班以后去值班。白天来打热线的人很少，通常半夜和后半夜来电比较多。我积累了一些热线接听的经验。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第一现场和第二现场有一些交叉。在疫情初期，如果我们不在疫情最严重的武汉，比如我们在北京，那么我们是在第二现场吗？实际上我们仍在做着很多第一现场的工作。这次的疫情让我们都感到沉甸甸的，分不清第一现场和第二现场。



灾后心理援助的特点


接下来，我将根据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以往我参与灾后心理援助的经验，结合相关理论，归纳一下灾后的心理援助与在心理咨询室里进行的一般日常的临床心理学工作有哪些不同。

我认为灾后心理救援有四个特点：

·灾后心理援助是目标局限的活动，要做的主要工作应聚焦于处理情绪而不是情结。在日常的临床工作中，花时间处理情绪往往并不是工作的重点，因为工作中会有很多系统化的工作过程。我们会更多地聚焦于个体的情结，关注心结在哪里，收集资料，评估、分析、修通，目标比较长远。灾后心理援助的目标则比较具体。

·灾后心理援助的时间短暂，大多数都是一次性短程心理急救。灾后心理援助者能够与每一位求助者工作的时间是很有限的，因为我们面对的人群范围很大。

此外，人们接受心理援助的需求是个性化的，而且差异性很大。我当年在灾区的时候，有一些去那里工作但是缺乏经验、实操技术掌握不到位的心理从业者，通常会请受灾群众安置点的负责人把所有群众都集中在一个操场上或场院中，并告诉大家“心理援助人员来帮助大家了，请援助人员上台讲课”。然后援助者就在高处，拿着手提式扩音喇叭给大家讲一通。后来灾区就出现了不太欢迎上课的情况。因为上课内容通常较为抽象、宽泛，不具有针对性，人们独特的心理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时间是有限的，能够帮助某个个案或者某一小群人的时间更为有限，并且一次性帮助很多人的方式也行不通，我们做灾后心理救援就只能做一次性短程心理急救。

在四川地震灾区和沙兰镇，我基本上没有做任何一场大规模讲座，因为我觉得花一两个小时做一场讲座，不如带几个10人或8人的小团体，或者直接做几个个案。比如说需要帮助的受灾群众有200人，我只做两个个案，如果我们短时间的心理急救，可以帮助他们产生明显的变化、积极的改善，或者稳定下来，那么这两个人就可以成为示范和宣传员，和其他人分享专家是怎么帮助他们的，鼓励其他人也尝试这些方法……这有助于受灾群众的自救互救。

我们需要特别注意：我们对所有的个案能做的都只是一次性的短程心理急救，在有限的时间做有限的工作，做了就保证它有效，成为好的示范，甚至成为现场的“战时宣传员”。

·灾难心理援助的场所简陋，要因地制宜，不要拘泥于空间条件。汶川地震后我们去德阳、绵阳、汉旺灾区，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人拒绝我们，叫我们别去了，之前已经有好几拨人去过了，一去就要喇叭，要场地，要座椅，要把受灾群众集合起来，然后就要开大会。我说我们不开会，只是来看望一下这里的群众，来看看这里的群众有什么需求，我们是来帮忙的，没有要求。如果受灾群众觉得没需求，我们就再去下一个点，因为别的地方有需求。他们说没有合适的场地，我们说，我们不需要合适的场地，你们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后来我们的小团体都是在一些小的帐篷里进行的。我们有七八个人，每个人选一个点，聚焦某一个问题。有同类问题的受灾群众组成一个小团体、小组织。比如：一号帐篷里的人家里有亲人去世，二号帐篷里的人家里亲人生死不明，三号帐篷里是失去了孩子的大人，四号帐篷里是失去了父母的孩子。

灾后心理援助工作需要有针对性，选择在当地最简陋的场地来做工作，而且咨询设置上也应该灵活。

·灾后心理援助有专门的技术，不能沿用心理咨询室的常用技术。各种治疗技术都必须让位于心理急救的技术、稳定化技术。



第一现场的工作经验总结


回想我做第一现场工作的经历，我最大的感受是使用小团体表达性稳定化技术有效果，大型讲座作用不明显。小团体如何构成呢？比如一个受灾群众安置点的负责人告诉我们突出的问题有四个，我们就分别招募四个小组，再派四个特别能干的专家，一人带领一个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