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共情的力量：灾后心理援助的回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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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兰镇的告别信：遇难学生的班主任


沙兰镇洪灾之后的救灾活动很多专家参与。我们把专家们分成几个组，分别负责与遇难学生的直系亲属、遇难学生的同学、遇难学生的老师工作，老师又细分为班主任老师、科任老师、团队活动课的老师或体育课的老师。我被分到了遇难学生的班主任组。

我第一次见到这些老师时，他们一个个铁青着脸，面部肌肉处于痉挛状态，他们不回答问题，基本不说话，只对我们说：“我们有坚强意志，我们能化悲痛为力量。”

哀伤是需要表达的，但他们说不出来，即使说出来了也都是超理智的话。于是我们想了个办法帮助老师们表达情绪，对他们说：“你们今天有什么话想对学生说，就写下来。虽然他们不在了，但他们的形象应该还在你们脑海里。你们之前没时间跟他们说话，现在把你们想说的写下来。”

在第一现场的工作中有一个原则：一定要避免让当事人、目击惨状的人或受难者家属描述那些惨烈的细节场景，因为这会造成二次创伤。应该让他们表达相关的情绪和行动意愿，因为我们要处理的是情绪，而不是这个灾难本身。

我们让每位老师给自己故去的学生写一封告别信，这封信的内容包括：首先，你对这个学生的印象；其次，你对这个学生正面特征的赞许；再次，你想对这个学生表达你从他身上获得了哪些正面的力量；最后，跟学生道别。

一开始写，班主任们就完全投入了，有的老师写好后拿给我们的稿纸都是湿的。接着，我让老师们在小团体中宣读给学生的道别信，他们情绪隔离的那一部分就被打破了。这时我们再开始处理他们的情绪，缓解他们的紧张，处理他们不能消化的部分。在工作结束时，我们看到这些老师好像经历一次磨难后重生了。



某广播电视局的团体“空椅子”


汶川地震后，我们去四川灾区的某广播电视局时，发现他们的编导人员和主持人的心理压力是相当大的，因为他们中有的是遇难者家属，有的是一线媒体工作者，是替代性创伤的受害者。我们为他们使用了小团体“空椅子”的方法：①进行分组，直接目击惨状的一组，有替代性创伤的一组，有替代性创伤同时又有急性应激障碍的受创人员一组；②采用团体“空椅子”技术来进行操作，让他们写下故去亲人或者目击的受害者的名字，贴在空椅子上，对着空椅子来表达自己的哀思；③“打包”；④用“保险箱技术”“频道转换”等稳定化技术。这一方法的效果相当明显。



救援部队战士的EMDR：吃饭的困境


汶川地震后，从映秀替换下来的战士们没法吃饭，吃不了肉，一听到声响就有惊吓反应。我采访了一些一线战士，他们说他们不能吃米饭，因为看到米饭就会想起肢体被压了一夜的画面。他们也吃不了肉，只要是看到白肉红肉就要吐，只能吃素菜。后来炊事班只能在米饭上放点菜叶，再在一边放一些炸过的肉。他们也没法睡觉，因为闭上眼都是那些灾难性的画面。这就是替代性创伤反应，他们是替代性创伤群体。

在这样的群体面前，讲课是苍白的，我们只能用一些具体的技术。我们借助筷子，用简易的眼动脱敏再处理（EMDR）技术帮助了他们。我们让一位战士看或想象画面，让另一位战士拿筷子在其眼前按“左–右–斜上方”“左–右–斜下方”等方式移动。我们做的并不完全是专业的、规范的、标准的EMDR，只是用我们学到的其中一部分来进行干预。后来当地部队领导反映战士们的情况有很大改善，干预比讲课具有更好的效果。



受灾群众安置点情绪词书写、焚烧、掩埋


对于受灾群众的情绪表达，我们采用了一种仪式化的方法，让他们在纸上写下自己的情绪词。他们会写下一些最真切的感受，甚至一些当地土话，有的人写满了一张纸。之后我们让他们将写上了自己情绪词的纸撕碎，撕碎以后再撕碎。

可能有读者看过我的一期《心理访谈》节目，叫“我不想做暴君”，在那期节目中，我给来访者就做过这样的仪式化宣泄。他的主诉是与某一个人有仇，我给了他一个纸盒子，让他将盒子当成那个仇人撕碎，如此他的情绪得到宣泄，他感觉轻松了很多。我对受灾群众采用的情绪词书写的方法就是受那一期节目的启发。

撕碎还不够，我请安置点的负责人把撕碎的纸片放到脸盆里，在帐篷外找一个空地，让受灾群众围坐一圈观看，将碎纸焚烧，再把灰烬倒到附近的田野里掩埋。这个仪式结束后，受灾群众的表情有了很大的变化。



帐篷小学：小孩子放飞纸飞机，老师统一收集带走


我的研究生也在绵阳的帐篷小学使用了情绪词书写的方法。他们给孩子们一人发一张A4纸，让孩子们在纸上写下他们的恐惧、担忧、抑郁、哀伤等情绪，“凡是你不想要的感觉都写在这张纸上面”。因为觉得点火对孩子来说不太妥当，所以他们灵机一动做了创新，让孩子们把这些写有情绪的纸折成纸飞机，然后去操场放飞。在放飞仪式完成后，他们把这些纸飞机收集起来，告诉孩子们飞机会被他们带回北京，说“这样你们的烦恼就被我们带走啦”。



第二现场的工作


热线求助问题分类


热线求助中的问题主要有两类，50%来电询问个人与家庭方面的问题，50%询问社会方面的问题。现场求助中两类问题的比例也差不多。

很多人以为心理热线求助问题多是个人的、家庭的问题。实际上，个人与家庭方面的问题只占一半，另外一半反映的是救灾物资的分配、受灾群众安置点的管理这类社会问题。我做热线督导时，很多咨询师反馈来电求助的问题与心理无关，那么对于与心理无关的问题，心理咨询师该如何反馈呢？

举个例子，奥运志愿者的心理支持热线是为了支持和帮助奥运志愿者而设立的，但是很多志愿者打电话诉说领到的衣服尺码不对，而且又不能换。接线员问我，这好像与心理问题没什么关系吧？但我认为这些问题和心理特别有关：衣服尺码不对并不会对做志愿服务造成很大的客观影响。志愿者之所以打来电话，就是因为心理功能相关的问题。

很多危机热线来电表达的是外部现实问题，但可能会反射出他们内心世界的问题。“外部世界没有别人”，所以当来电者谈外在现实问题时，我们心里要有根弦儿。一个心理健康的人，会不会就这个问题打来电话呢？我们需要通过更多的资料收集、评估，对他做自我觉察的引导，这样才能真正帮助到他。



评估风险：急性应激危机状态严重性


评估风险特别重要。因为在灾难来临的时候，有的人在急性应激状态下，他个人内在世界的问题被诱发或者唤起了，可能进入严重的危机状态。这时我们需要评估这个人自杀、自伤和攻击他人的危险性，特别要防止恶性事件发生。

汶川地震时，有一个人一定要去最重的灾区，因为他的家人都在映秀镇，在最深的山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