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共情的力量：灾后心理援助的回忆与思考

了。



援助人员的自我防护


援助人员要防止替代性创伤。救援人员、干预者、帮助者、一线工作人员（医护人员、电视台等媒体工作人员）由于目击惨状和超负荷暴露，可能产生急性心理创伤，其受害程度相当于甚至高于一些直接受灾者。

我们在汶川的时候，这种感觉就特别强。山崩地裂，房倒屋塌，我们的救援部队来得特别快。第一件事就是把受灾群众中的幸存者，从最危险的地方救下来，抓紧转移到安全地带。同时，还有许多战士紧急搜救在各种废墟里可能的幸存者。我们看到，那些持续寻找幸存者的救援人员目击的惨状和经历的超负荷暴露，多于许多当地的受灾群众，替代性创伤反应也很严重。所以援助者的自我照料特别重要。

如何进行自我照料？我根据我的经验总结了四条：

·照顾好自己的大脑。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不要高指标、超负荷地工作。

·团队合作。一个人去灾区做心理救援必然不可持续。我们曾在灾区看到了不少“灾区流浪者”，本来想做援助工作，结果只身一人到达灾区，生活都很困难，自己反而需要被救援。援助者一定要团队合作，一定要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去做灾后援助。同行之间需要交流、互相支持，也需要接受督导。

·兼顾工作和休息。要轮班工作。

·在灾后心理援助过程里，发现自己生命的力量。与危机工作其实是一种契机。奥地利心理学家弗兰克尔说过：“真实地面对死亡和极大的痛苦，才能让我们发现自己生命的意义。”

最后我用维克多·弗兰克尔《追寻生命的意义》一书中的话作为结束语，与大家共勉。

生命的意义既不能模仿也不能引进，它只能由每个人在各自不同的存在环境中寻找和发现。人类的目标不是寻求心理或灵魂的安宁，而是在从现实到理想的健康奋斗中体验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来自个人在与责任相连的自由中运用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人类精神力量。



Q&A　答读者问


Q：接热线的时候，有的求助者一上来就批评咨询师；还有一位负责社区隔离工作的老师，工作中得不到理解，总是一边工作，一边挨骂，所以感到很生气，晚上睡不着觉，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A：这两个问题在第一现场和第二现场很常见，我觉得这种情况太真实、太自然、太正常了。我们能做的就是静静地听，而且我们要试着去理解当事人这样的表达。这种表达背后有很强烈的失望、绝望和哀伤没有得到处理，这些情绪转化成愤怒是很正常的。如果他什么都不说，那才是危险的。如果他们批评了我们，能让他们心里的压力减轻一点，抑郁、哀伤减轻一点，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表达出口。倾听和理解这种批评正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要长远地看，是选择忍受并最终帮助这个人，还是选择因为眼前他说我们不好，我们感到委屈就放弃他？这种选择可能反映了我们个人需要成长的部分。

Q：在危机工作中如何进行积极赋义？

A：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在帮助别人时，我们既要感同身受，设身处地地理解他的痛苦和难处，同时也肩负着某一种责任，就是我们要把他从心理的泥沼当中带出来，让他看到积极的部分。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为什么我们心理工作者的精神状态并不那么紧张、焦虑、恐惧、担忧？为什么并不特别消极？因为我们可能还看到了疫情的一个不同方面——因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很多人有了机会认真地与自己的伴侣、儿女、老人进行真诚的、近距离的、长时间的交往。因为疫情以及它带来的恐慌，我们中国心理学界万众一心，显现出空前光明的专业前景。我们每个人在家“禁足”的时候，也获得了一种可能性，认认真真地和自己在一起，自我觉察、自我成长，这些不都是疫情的正面意义吗？发生地震、出现疫情是坏事，是很糟糕的事，但它也有正面的意义，正面赋义就是这个意思。

Q：在进行危机干预的时候，我们如何处理自己的替代性创伤？在助人的过程当中会产生自我衰竭、耗竭，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A：我认为替代性创伤与我们自己早年生活中的创伤是有联系的，不是纯粹由当前的急性应激事件引起的。当前的事件唤起了我们原来已有的创伤，和当前的事件加在一起，共同造成了替代性创伤。如果我们心理是健康的，我们会使用健康和成熟的防御机制去应对。虽然我们会很痛苦、很悲伤、很抑郁、很焦虑，但最终我们能够让自己不至于完全崩溃。

我认为做一个好的心理咨询师，需要修炼自己的人生境界、哲学境界。我们学了心理学，尤其是临床心理学，想帮助别人，就必须实现：用心理学原理、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家庭经验，能够“事可对人语，心常如水平”。如果心理学知识在我们自己身上都不能用，那我们还能帮助谁？我们真的需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技在手，能在身，思在脑，从容过生活”。

我特别喜欢中德班我的带组老师托马斯·普朗克斯的一句话：“心理咨询师其实就是在人间从事神的职业。”我希望与读者共勉，要做好做一个“神”的思想准备，来进入心理助人这个行业。如果你只是想出名、得利，那么我觉得这条路你走不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