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器·助人者的自我成长

我们既要去体验通过共情产生的情绪，又要凭借理性从情境中抽身，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第三只眼”或“离见能见”。

——张海音



08　离见能见：情感卷入和自我觉察之间的撕扯

张海音

我是一个精神科医生，非常认同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作用，尽管持我这种观点的人在医疗系统体制内算是少数派、“弱势群体”。这当然是开玩笑。讲到类似创伤危机干预这样沉重的主题，我总会忍不住开玩笑。因为我会感觉非常沉重，伴有生理反应，胸口闷，感觉非常压抑，所以会忍不住时不时情感不协调地开一些玩笑。每个人都会有各自的防御风格，这是每个人各自的特点。

上面讲到的是我涉及心理创伤的一点情感卷入和自我觉察。在本章中，我将谈一谈我在参与过的几次心理危机干预中的心得体会，聊一聊我对一线医护人员是否需要心理干预的看法，并回顾我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一些自我觉察。作为心理工作者，在助人时我们总是在情感卷入和自我觉察之间游移，要在心理危机干预中有所作为，对两者关系的把握是很大的考验。我们既要去体验通过共情产生的情绪，又要凭借理性从情境中抽身，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第三只眼”或“离见能见”。如果能在共情与界限把握方面接受良好的训练，那么对做心理危机的干预工作是非常有利的。



心理危机干预经历分享


SARS疫情经历


我第一次正式介入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应该是在2003年SARS疫情时。我对SARS疫情期间做的工作印象特别深刻，当时上海有八例输入性病例，其中一位老先生急性焦虑惊恐发作，我应市卫健委要求进入隔离病房，成为上海第一个为SARS患者会诊的精神科医生。现在我们在传染病公共卫生方面已经很有经验，比如懂得采用防护服等保护性措施，但在2003年时，我一接到这个消息就立即去了上海市传染病医院（现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从医院门口到SARS病房大楼门口都没有管制，大楼里没有分隔通道，也没有防护服，我穿上两件白大衣，戴上手套、鞋套、口罩就进了病房，感觉浑身发冷、心里发毛，所以进去以后大气都不敢出。那个时候真的没有防范的意识，缺乏相关培训，不过正是因为不懂，后来胆子变大了，就不怕了。会诊时需要近距离向病人询问情况，还要与其他会诊医生交流，写会议记录，不知不觉就在病房里待了一两个小时，也来不及去体验怕的感觉了。

从医院出来那一刻起我就开始纠结，不知道该不该回家，感觉好像自己已经被传染上了病毒，怕连累家里人而不敢回家。那个时候没有临时隔离点，也没有其他可去的地方，于是我在街头徘徊了两三个小时，然后才回家。最苦恼的是第二天上班，我一进单位，大家看我的目光都怪怪的，表面上很客气，说“你是第一个去会诊的医生，很英勇，我们要向你学习”，但是我感觉大家目光里都透露出一股嫌弃：“你最好自己识相一点，不要来上班。”那时也有去过疫区要居家观察两周的规定，但我并不是去疫区，是去医院会诊，到底要不要居家观察两周，我自己也很矛盾。如果居家观察，我怕别人说我利用会诊机会不上班、觉悟不高；如果去上班，又怕别人嫌弃。最后我请示领导，才得出了会诊专家不需要居家观察两周的结论。

这件事对我之后的工作很有启发：即使是对我来说光荣的正面事件也可能引起极大的冲突。如果是负面事件，比如被训诫或约谈，就更难消化了。当一个人卷入某种莫名的危险，又没有人能帮你，没有人能理解你，矛盾冲突的反应会非常强烈。在这次经历后，我非常能理解，当人处在莫名危险中或有理说不清时，那些恐惧、委屈和苦恼的积累对人的影响有多大。



黑龙江沙兰镇水灾


我第二次介入心理危机干预应该是2005年黑龙江沙兰镇水灾后。沙兰小学的100多个孩子一下子没了，这是谁也无法接受的事实。当时网上也会有各种传言，跟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情况类似，人们往往感到非常愤怒，想要追究责任：到底是谁“害死”了我们的孩子？6月10日发生了水灾，我们一行八个人组成的心理危机干预团队是9月10日去的。那时整个社会对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还不太能理解和接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当时有个援助项目，但规定对于涉及孩子伤亡的重大事件，他们的捐款要保证至少1/3用于心理危机干预，言下之意就是如果这1/3的资金不用在与孩子相关的心理危机干预上，其他的资金就不能到位。因而为了让救灾项目能够顺利推进，我们被委派去做心理危机干预，我们的援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动卷入的。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点，是危机干预确实和心理咨询设置不一样：心理咨询通常被动等人来求助，而心理危机干预要主动冲上去找活干。这是一个任务，是一个组织或机构委托你面向某个群体完成任务，我记得当时是牡丹江市民政局的领导代表他们市政府领导来接待我们，突发事件后工作压力非常大，而且需要心理干预的灾难事件往往关乎政绩。他对我们说：“你们这个心理危机干预是什么意思？我们这边党和政府很温暖，民心很稳定，没有什么心理问题。你们如果有物资和资金请留下，人就请回吧。”

做心理危机干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找到在当地善后处理工作中拥有决策权的人，争取其理解和支持。如果沟通不充分，不去除他们所有的顾虑和担心，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可能完全无法开展。我们从中午一直到晚上，都在用民政干部听得懂的话，表明我们“只帮忙，不添乱”，危机干预是善后处理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当他听说我们可以处理很多情绪难点，包括爆发出来的愤怒、指责，也可以促进沟通交流时，他发现心理危机干预确实是非常必要的，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去做一些工作。往往我们受到突发事件的冲击，一到现场就想做很多工作，以为别人都会配合我们，但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人人都很忙，各有各的工作，想让别人停下来配合我们做危机干预很困难，只有帮助他们解决一些他们感到棘手的、可能和心理状态相关的问题，才能够马上赢得他们的信任，这一点非常重要。

2020年2月日本一位传染病专家在“钻石公主”号邮轮上很想多做工作，后来被轰下来了，之后发了一段关于邮轮上新冠肺炎疫情的视频，又不得不撤视频、道歉表态。不管你是怎样的高级专家，受到情绪冲击时也容易走极端，片面地看问题。所以这位传染病专家跑到船上，会有“怎么没有防护措施，你们怎么没有让我去发挥作用”的感受。我能理解他那种很想做事的心情，但如果我们只顾着自己要去做心理危机干预，就很容易否定其他同行做的各种努力。危机中，人们往往会被激发出一种特别的“无所不能”的感受，很容易彼此看不顺眼，总觉得别人是灾难的帮凶，只有自己才能拯救全世界。我们需要意识到，不同专业背景的同行都在做各种努力，所以一定要注重整个大团队的团结。

我们在水灾发生三个月后去到沙兰镇，当地已经造了一座新的小学。物质重建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人的心理重建工作可没有那么容易实施。很多小学生上课走神，下课在操场上晃来晃去，说要找他们的同学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