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器·助人者的自我成长

，他们知道要找的同学其实已经淹死了，这种解离[1]状态让人非常揪心。水灾已发生三个月了，仍有10%的学生出现这种情况。教师群体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因为100多名学生淹死了，来自学生家庭、整个社会的愤怒一定要有个出口，许多情绪便都宣泄或者说发泄在老师身上。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带了一个20多人的小组，2/3的小组成员是老师，其他成员是参与救援的民政干部、妇联干部和儿科医生等。当时屋子里凳子围成一圈，但有一半的地方没人坐，老师们都挤在另外一半的座位上。仔细一问才知道因为窗外是河，他们不能看见水，就一定要背对窗口坐。我带这个团体感到非常艰难，上下午各一场，每场一个半小时不到，第一天团体几乎是沉默的，气氛非常压抑，没有人发言。到第二天上午，团体有了一些零星的发言，像是总要说点场面话。

直到第二天下午，一位儿科医生的发言打破了沉默，也让我非常感动。他的工作是抢救送到医院的溺水儿童，凡是送到他所在医院的孩子全部被救活了。小组中有一些妇联干部和民政干部原本是对老师有看法的。虽然表面没说，但他们确实受民间传言、社会舆论的影响，认为孩子溺水是老师的错。但这位儿科医生说，“我抢救的每个孩子，被救活后开口说的第一句话都是‘多亏老师把我托在上面，我才能够得救’”。这句话说完，老师们都流眼泪了。这种事情自己说了没人相信，但如果有第三方说出来，感觉就不一样了。之后，老师们才开始宣泄、表达，包括一些负面的想法，以及遭受的各种委屈。最后一天下午，这些老师都迟到了，我们问他们为什么迟到，他们说是去河边玩了，三个月以来还从来没有结伴出去好好玩过。这让我们感到欣慰，他们能够开始照顾自己，说明我们的工作对他们有一定帮助。



汶川地震


在汶川地震后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中，我最大的感受是，我们的情绪确实不太容易把握，毕竟不存在一个“开关”，在情绪爆发时想关掉就关掉，应对处理情绪过程中的撕扯非常艰难。

双腿截肢女孩

汶川地震后，我去前线比较早，第一个星期在各大医院的骨科病房。骨科病房中多是从废墟中救出来但需要截肢的幸存者，他们不仅有身体问题，还有心理创伤。比如医生和护士说有一个18岁的女孩子特别惨，六七个家人只活了两个，一个是她，一个是她的阿姨。她的两条腿都被压坏了，只能截肢。她刚接受完手术，我就过去看她，可我看着失去双腿的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感到一阵胸闷。对这样一个18岁的女孩，什么“我和你在一起”这种话根本说不出口。半个小时时间里，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现在有许多人来关爱，但再过一年半载，就没人管她了。18岁她就失去双腿，又没有了父母，以后怎么过？我们经常说共情，那时你都不用做共情，这么一个悲惨故事中的绝望无助感一下子全部袭来，你完全能够体验到她内心的感受，感受到她内心的绝望。

哪怕再无力，也总要说点什么、做点什么。这样想时，我的责任感就回来一些，有了一些现实感。也就是说，我已经从共情的状态当中抽身出来。当有了“我有什么责任，有什么任务，要去做什么”这种觉察时，其实你已经从共情状态中抽身出来，而不是完全被耗竭感所吞噬，这对于工作的继续开展是有帮助的。这个就是我们身不由己地要去做的努力——对情绪有觉察，但不是完全跟着情绪走。

如果你一上来就想“我要怎么劝她，纠正她哪些歪曲的认知”，那你就没法共情，你完全没有办法去体验她的情绪。我们经常讲我们自我的一半要进入来访者内心去体验，还有一半要能够冷静地看到自己正在做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通常很难做到。有人可能半个小时以后仍无法从来访者的内心体验中抽身，这也很正常，有人可能一下子进不去，这也难免。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风格，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

右膝以下截肢男孩

我对另一个故事的印象也很深刻。骨科医务人员说还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心理问题很严重。他右膝以下截肢了，妈妈陪着他。他不跟人说话，头朝着墙，也没睡着。医护人员不在时，他会叫他妈妈帮着揉他的右脚趾，说又痒又难受。这是典型的幻肢痛，即否认防御机制。但腿没了没法揉，妈妈也很难过，他向妈妈发脾气，妈妈很绝望。这是非常正常的防御，短期内任何防御，即使是原始的否认防御也能支撑我们的自尊，让我们不至于更加崩溃。

我们在这个阶段能做的，是每天让同学、老师去看他，只是不要看很长时间，也不能一再谈论创伤性的话题。我们让看他的人轮流隔上半小时、一小时来看一看，说一些基本的关心、安慰的话，有一种节奏，让他始终感到外界与他是有联系的，帮助他回到现实，增加现实感。我们让护士每隔半小时或一小时给他用冷水、热水擦身，让他的身体恢复基本的冷热知觉。现在许多正念练习，也非常强调我们要恢复对自己身体的基本感知。因为他受到过极大的创伤，生理上基本麻木了，所以先让他的身体恢复与环境的基本接触，做一两天这样的铺垫。之后，我们与他的老师、妈妈、同学商量，一起决定要尝试告诉他坏消息，要他去面对脚被截肢的残酷事实。

我告诉了他这个坏消息：为了帮他保住生命，医生截掉了他腿的一部分。那男孩慢慢转过头看向自己的右腿，当看到自己被截肢的部位时，他愣了一下，然后就失声号啕痛哭。整个病房都是他撕心裂肺的哭声，他哭了快一个小时。但在那次失声痛哭后，接下来几天里，他再也没有跟妈妈发脾气，没有说脚又痛又痒。这个危机暂时过去了，当然他的人生还有很多艰难的部分，但最艰难的情景暂时过去了。



上海“11·15”特大火灾


心理咨询强调情绪的宣泄。一个人有创伤、痛苦，要充分表达出来。理论上这没错，不过在实际工作中，咨询师还应意识到每个人应激、处理情绪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2010年上海“11·15”火灾发生后，我参与了较多危机干预工作。当天下午火灾发生，在电视新闻直播下好几十人被烧死。晚上市领导提到，应对这样的灾难不能只派烧伤科医生，心理医生也要一起去。

我们遇到一个火灾中失去妻子的男人，他表现得很坚强，没有任何情绪。他还很负责地照顾着一家老小，接待亲戚，表现得非常冷静。这让我们感觉他绷得太紧了。我们对他说我们是来做心理援助的，如果他有什么心理、情绪上的困难，我们可以提供帮助。他很客气，也很冷静地婉拒了。这时我们要尊重当事人的防御机制，因为有些人很不习惯在公众面前痛哭流涕，非常强调掌控感。他可能回到家里一个人偷偷地哭，但他不会在人们面前哭。千万不要对他说“你要哭啊，不然你会得创伤后应激障碍”。这并不是说他拒绝你就什么都不能做。你可以问他有什么实际问题需要帮助。根据我的经验，一个社会功能比较好的人往往会先照顾别人的需求。很可能他会对我们说，他最担心的是怎么告诉孩子坏消息。即使他没说孩子的问题，我们也要去回应他，关注他所关注的问题。

我们的干预团队中做儿童心理干预的同事为他的女儿做了干预，试图通过游戏、隐喻故事来一点点告诉孩子这个坏消息，孩子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还是有直觉的。孩子做的游戏，常常跟消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