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创伤后成长：应对应激和压力的“双刃剑”

于惊恐最早的记忆是20世纪60年代的一次日食（应该是1965年11月23日发生的日环食），当时我在外面玩耍，一下子天黑了，我拼命地跑回去躲在大人的怀里。这虽然不算灾难，但对一个小孩来说够吓人的。后来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些惨烈的事，但因为少不更事，我也不知道那些事情的痛苦。

我16岁到昆明医学院（现昆明医科大学）上了大学。18岁时听了一门讲自然辩证法的课，突然想当医学心理学家。授课的黄汝劲老师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他说北大的哲学楼是和心理系共用的。但是，他告诉我中国那时候没有心理学了。又过了一年多，我听了恩师万文鹏先生上的精神病学课。我对万先生说我喜欢做点让人高兴的工作，想当精神科医生。他当时告诉我：“你要把英语学好，因为中国现在没有真正的精神科。”那时我很着迷，一心想学习精神科心理学。大学时我给广播站投稿，题目是“医生也是灵魂的工程师”，我当时不喜欢听“医生是肉体的工程师”，相信医生也是灵魂工作者。



炼狱：与死神搏斗的神经科医生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在第一附属医院成为医师，做了一年真正住在医院病房边的住院医师，经历了魔鬼训练。那时候不用轮岗，我21岁就当了神经科医生，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思议的事。神经科医生非常辛苦，有一天晚上连续值夜班到第二天，14个小时没有睡过觉，送四位患者上了天堂。那是我印象中最悲惨、最沉重的一次夜班。

那时候没有CT、核磁共振，要给病人做血管造影，要穿6公斤重的铅衣去注射造影剂，然后给病人拍4～6张X光片。我知道进摄影室是“生死考验”，有射线风险，受到辐射可能引起放射病，比如癌症，在做完造影后我经常感到“飘飘然”，头晕眼花。

我第一年上班不知疲倦地工作，甚至处于轻躁狂的状态，到第二年就有点耗竭、倦怠，管病人时出现了差错。当时的主任王荪教授不怒自威，却温和地处理了我的事故，让我终生难忘。对医生最大的打击常常就是出医疗差错（甚至没有差错）而被病人或家属纠缠着打官司。

做住院医师时我参加过一次医院的演讲比赛，我演讲的题目叫“我体验到了职业幸福感”。我用八分钟时间讲了一个故事：周期性麻痹的病人因为外周性肌肉呼吸麻痹而呼吸停止，要靠呼吸机来支撑，我们在迅速明确诊断以后，为病人注射氯化钾，几分钟时间内效果立竿见影，病人能在不戴呼吸机的情况下自己站起来。这就是我们体会到的幸福感。那时候当神经科医生真是太苦了，对很多病无能为力，常常神经科就是人生的终点站。但是我们苦中行乐，努力找到鼓舞自己继续工作的好事。



我的应激研究


后来我到华西医学院念硕士，研究的是应激对人的影响。这三年的研究经历对我影响非常大，我转行当了精神科医生。正是在那里，我有了一些有趣、有意义的经历，初步验证了弗洛伊德的“胡说八道”！（其实他说的是对的，但很多人骂他。）我的老师何慕陶教授带着我上了一个月的门诊，很多病人的问题与性压抑有关。他在对一对夫妇做心理健康教育时说：“中国妇女大概有80%没有体验过性高潮。”那时妇女的慢性压抑创伤是个大问题。

我阅读了很多研究急性创伤和日常烦恼的文献，包括国际上、我国台湾地区的研究论文。那时候，我感觉自己社会人文知识太缺乏，于是恶补了传统文化以及与心理行为相关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的知识，还和好朋友一起听音乐，提升艺术修养。



大凉山45天


硕士期间我两次到凉山彝族自治州做课题，一共待了45天。这段经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这辈子的三观。大凉山从20世纪50年代废除奴隶制，“一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千年跨越”，1949年以前没有城镇，第一次出现城乡差别。我研究进了城的彝族人与生活在乡村的彝族同胞相比，在生活应激、创伤方面的差异。很多发现让我非常惊诧。比如，我到一个村子里问一位妇女：“你近半年来经历了哪些伤心、受打击的事情？”她说家里死了一条小牛，还死了一个小婴儿。我又请她为影响的严重程度评分。她为婴儿去世打了2分，却为小牛的死打了3分。反复确认后，她说：“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我们这个地方条件太艰苦了，牛长大了马上就可以帮我干活。小孩我明年就可以再生一个，但母牛生不出来呀！”

这就叫生产资料、生产力。这件事以及其他很多事都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不坐在他们屁股坐的地方思考，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他们的想法。助人者要有同情心、同理心，要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这是我处在那种恶劣的生态环境、生存条件下时学到的。



在海德堡的文化休克与适应


1990年到1993年我到德国海德堡攻读博士，体验到了文化休克。这可以算是一个广义的创伤，但并不严重。现在，几百万中国留学生在国外，每个人都要经历文化适应阶段。我遇到的第一个打击，是我的老师海尔姆·史第尔林（Helm Stierlin）教授向他的邻居介绍我时说“他只会讲一点点德语”。我留学前在同济大学留德预备部上中级班，考试取得了第四名，前三名都是中级职称的德语翻译，所以去德国时我觉得我的德语已经很不错了。结果下了飞机，老师就说我德语太差，要去上夜校补课。那个时候1德国马克兑5元人民币，我报了一个班花了3000马克，合15000元人民币，是我那时在国内100多个月的工资！这是“花钱的创伤”，我从来没有料到过我竟然会说话都说不清楚。

我当时读的第一本德语书是史第尔林的《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当时已被翻译为27种语言，但是读了一半我就放弃了。书中全是精神动力学的理论，很生涩。换了一本书，是我二师父弗里茨·B.西蒙（Fritz B.Simon）老师的《我的精神病、我的自行车和我》[1]。一天到晚地读，也只能每天读10页，一个月读完了300页，我感觉自己特别笨。

当时连续很多天都没有人跟我说话。正值圣诞节，下着大雪，我出门看见一个只有半个月大的小婴儿坐在婴儿车里，妈妈推着婴儿在雪地里散步。这件事对我很有激励作用，15天的小婴儿都不怕下雪，我也要勇敢磨炼自己。这个小婴儿让我的压力减轻了一些。

到德国去的头半年，我经常打瞌睡，有时看着屏幕上的现场治疗或是治疗录像带就睡着了。我给基金会写报告，写的就是我文化休克的体验，听不懂同事讲话，没有办法参加小组讨论。当时写了一篇杂文《学禅初记》，投给国内的杂志，记录我被禅宗师父一棒棒打晕了，现在还醒不过来。

有一个下雪天，我去山上散步，看见一棵小树孤零零地在雪地里，非常契合我当时的心境——孤独，白茫茫，空旷无边，无人帮助。旁边的碑上刻着字，我才知道那是一棵橡树。2017年，我带着十几个研究生到德国海德堡去开会，站在当年那棵小树下拍照；2018年，我与几位同事和参会领导去看哲学家小道，再一次到了那个地方，那棵树已经有三四层楼高了，郁郁青青。这就叫成长，雪地里孤零零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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