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创伤后成长：应对应激和压力的“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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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昆明，实现初心


从德国回国后，我先回到昆明，去实现我的初心。1988年昆明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设了中国第一个综合医院里全开放的精神病房。后来建了第一个做心理治疗研究的治疗室，中德班就是在这个心理治疗室开始的，第一期都在那里上课，我给万文鹏先生做助手。我在这里从小医生做到科主任、副院长，后来当了院长，职业生涯比较顺利。

很多人可能会羡慕我，36岁当副院长，38岁就当了院长。但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挫折、打击和磨炼，其实都是在当院长的时候遇到的。我上任院长的第一个月，就有人说要“卸我的膀子，把我家儿子扔到湖里去”。这种事我没跟家里人说过。医院的医生闯了祸或者被冤枉，吵到我这儿来，我要去挨骂。有病人在医院死亡了，家属说死得冤枉，我就要去灵堂上陪哭、下跪。作为法人代表，我一年至少要当十次被告。虽然我从没上过法庭，都是由法律顾问、业务副院长、医务处长去代理，但最终做决定的还是我。那个时候，无论是签字赔偿还是不赔，手都会抖。此外，对于医院作为法人集体犯的错，院长都要做检讨、担责，这些事我在之前很顺利的学者生涯里从未经历过。

我做院长时受到了很多老前辈的提携、教育。在“三讲”教育中，有一位老领导、老州委书记带着我学毛主席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讨论毛主席讲的“学好弹钢琴”，要有系统观、大局观。

经历了当院长的磨炼，我非常同情各种机构的领导。领导其实很不好当，是应激职业，风险很大，很辛苦，所以我后来不轻易骂领导。当然做大机构的领导是很有成就感的，我做了一些很有魄力的事，比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01年写医院改革案例就使用了我们医院的改革作为案例，而且用了很多年。我做了很多现在的医院都还做不了的事情，蛮有意思。



榜样的作用


中德班的初级阶段叫“中国–西德心理治疗讲习班”，1988年在昆明第一次开班，后来1990年在青岛举办一次，1994年在杭州举办一次，由万文鹏先生主持，翻译是许又新先生。真正的中德班（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1997开始举办。中德班的外方教授和学员中，有很多影响了中国心理治疗发展的人物。

在中德班的组织工作中，我为老人家和年轻同胞服务，同时我也在向各路先进同事学习。

对我影响最大的外国学者有早在1968年就已经去世的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他是史第尔林的老师，也就是我的师爷，我看过一些他的传记和著作。还有艾利克森，他是美国的神医，我很少把人称为神医。他创立了现在广为流传的艾利克森催眠，对我影响很大。我运回中国的书有六箱，有整整一箱全是有关艾利克森的书，我特别喜欢他，他是我们的好榜样，尤其是他如何处理个体跟群体的联系，如何处理意识跟潜意识的联系，非常巧妙。

此外，还有我在德国的导师史第尔林教授，还有中德班的马佳丽女士，她是“洋雷锋”，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他们为什么会来中国帮我们？我猜与他们德国40后、50后一代的经历有关。他们的父辈经历了纳粹的荒唐岁月，他们带着对父辈创伤的代偿，拼命地为世界人民工作。一种体现是德国人拼命为以色列、犹太人服务，另一种体现是他们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而中德班外方教授这批人就对中国特别感兴趣。

中方的几位专家也对我产生了很大的榜样影响。首先是我的恩师万文鹏先生。万先生2005年因脑癌去世。恩师顽强地跟癌症抗争了两年半，后来昏迷了。万先生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他的经历非常丰富。2005年他去世以后，我和李建华在《上海精神医学》杂志发表过纪念他的文章《悼念万文鹏教授》。

李心天教授也支持过我们中德班的事业，我们在昆明开“国际心理学大会”，他来做过报告。他是国内医学心理学事业的奠基人，是非常有造诣的专家。

华西医学院的刘协和教授对我的临床风格影响非常大。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的诞生立下头功，为草案写了无数稿件，写到第27年的时候，我们第二代人接着写，草案终于完稿，经人大常委会批准。老人家已经去世了，他是一位柔中有刚、非常坚毅、非常儒雅的学者，是一位医者的典范。

还有创办《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对介绍心理治疗做了大量工作的左成业教授，讲课讲到92岁高龄的许又新教授，等等，他们都是我的榜样。



自讨苦吃，其乐无穷


2004年我全家搬到上海，这个转折可谓自讨苦吃，但是其乐无穷！当时我在昆明工作十几年了，想换一个活法，不过一定要干与初心一致的事。但是怎么干、在哪里干？恩师万先生说过：你在哪里干都行，但是必须为中国人民服务！

近年来我做了很多科普工作，讲助人者如何避免崩溃、耗竭，包括向领导干部、普通公务员、科教精英讲我们要如何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怎样重新定义美好，定义幸福。还有怎样正确理解道家哲学——乌龟哲学，让自己节奏慢下来，为的是可以更快地处理让自己应激的事。我也喜欢引用杨德森、张亚林教授开发的道家认知治疗，这一疗法属于我所谓的“积极宿命论”。

医生知道很多事：其实个人的努力、算计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基因编码、社会文化环境、生态环境决定了很多东西。我们就是要为而不争、顺其自然。

怎样做加减法，培养我们的幽默感，学会放松，尽量不做有害的事情，获得社会支持，保持好奇心、上进心？我认为答案就是不争，独善其身，然后兼济天下。

[1] 我的这两位导师就是1988年把家庭治疗传到中国的前辈。



在心理治疗中要有一种意识——给生命和生活留一点空白。最大的空白，或者说生命中最大的空白的来源，就是天人合一的“空”。

——刘天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