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敌后前线的通讯

在山西最北端的黄河岸边，一个美国飞行员获救[1]


1944年8月27日

从美国马萨诸塞州来的美国战斗机飞行员、23岁的约瑟夫·巴格里奥，他的飞机被日军击落。但在华北占领区他没被俘获。当他们的父母得知，正在八路军前线采访的外国记者团见到了他们的儿子——他既安全又健康，面孔呈棕色——正高高兴兴地从相反方向奔赴延安时，他们一定会非常高兴。

巴格里奥的飞机在沿途扫射日军时被击落，是在两公里以外的地方被中国农民发现并获救的。老乡们通知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然后他被送到了正规的八路军连队，最后又送他来这里。

为到达此地，巴格里奥走了两个半月。沿着一条蜿蜒的铁路，他先到了被击落之地的最东边，然后又到位于河北西部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他身穿八路军制服，跟八路军一个小分队同行，越过日军的铁路线以及更多的、他记都记不清的日军公路封锁线，这使他可能成为日军华北后方的第一位美国代表。尽管他穿了中国军队的制服，但任何看见他那双大军靴的人，都会认出他是一个外国人，因此，他换了一双中国布鞋。但是，他的私人物品中包括晋察冀司令部送他的礼物——日本上校的军刀和手枪，却一直挂在身边。一个月以前，他还有一匹日本军官骑的高头大马，在经过下过雪的大山时，大马滑倒了，掉到百尺山下死掉了。

当我们遇见巴格里奥时，他第一件事就是向我们要美国香烟，他高兴地吸了一支又一支，然后告诉我们有关八路军的事。他说：“好家伙，那些人完全把日本人给控制住了。开始我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支游击队，可是他们真有了一支大部队，有一个有基地的政府，有司令部、工厂、兵工厂、医院、大学等；而从地图上看，除了敌人占领区外，什么也没有。”

谈到其他的情况，他讲，人们告诉他每一件事，也知道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儿。他说：“一次，我正坐在村子里和一个八路军军官喝茶吃饭，一个人进来说，日本人已经在九里之外了。我马上算了一下，九里相当于三英里，我马上抄起了背包准备离开。可是那个军官连筷子都没放下。他不愿意和一个客人正在吃饭时让那样一件小事给搅了。通讯员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屋子里，最后进来的一个人说，日本人离这儿只一里了。于是那个军官站了起来，抖了抖身上的土，然后说看来还是走好，然后我们一口气翻过了三座山。”

中国的第二战线抗日根据地是在敌后，消息非常灵通。巴格里奥在河北就听说外国记者已经到了延安，他也知道我们的名字。在途中他还得知美国军事观察组到了朱德的司令部。当他飞回重庆时，他就会发现他并不是唯一的接受八路军赠送军刀的人。史迪威将军也有一把，那是共产党最高指挥部送的。史迪威将军给朱德和彭德怀将军写了一封信，感谢他们最近在几个不同的“占领区”营救了巴格里奥和其他十个飞行员。

谢伟思对禁发上篇通讯的抗议

为反对禁发以上这篇通讯，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延安美国军事观察组成员谢伟思提出了如下抗议[2]：

（1）对美国《时代》、《纽约时报》和其他刊物负责报道任务的爱泼斯坦先生得到通知说，他的有关在陕北共产党根据地见到巴格里奥上尉的一篇报道，已经彻底被美国新闻检查官给“枪毙”了。

（2）在我的1944年9月6日第27号报告中已经指出，关于禁止登载美国飞行员降落在共产党控制地区的报道，不利于今后继续安全营救我们的飞行员，它等于我们帮助国民党对广大人民隐瞒共产党实力和作用的真相，这一行动影响了我们的广泛利益。

（3）……有关巴格里奥的文章之所以被禁登，似乎是因为文中某些段落涉及“敌占区”及“被占领的中国”。

（4）巴格里奥通过的大部分地区并非敌占区。他从游击区走过，那里发生过日军的军事行动，但并没有被全部占领。从那里，他通过了根本没有日军的共产党根据地。他公开地在光天化日下通过，只有一小队人护送，主要是带路而不是保卫，村镇里举行庆祝大会欢迎他。一路上，他从一个中国（指共产党）控制的根据地到另一个中国控制的根据地，还经过几处日军被困在碉堡里的狭长地带。

（5）从下边有代表性的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新闻检查的荒唐之处。9月份上半月，皖中抗日根据地各界人民参议会举行了第二届年会，会议进行了十天，尽人皆知，共产党的报纸都作了充分报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一项决议是关于营救盟军飞行员的改进措施。

（6）新闻检查的意图是想隐瞒飞行员可以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共产党控制地区着陆和离开的消息，这对敌人来讲已不是什么秘密，而只是不让我们的人民对这一有着重大利益的事实有所了解。

（7）关于巴格里奥的报道可以而且应该予以发表，因为那是一篇重大新闻，也是人们关心的一件事，它也会给予美国人民一个中国华北地区战争前线实际情况的生动描述。关于积极抗击日本侵略者和中美之间合作的鼓舞人心的图景，今天更为需要，因为今天美国公众从中国其他地方得到的消息太令人沮丧了。

注释

[1] 我发往美国《时代周刊》的这份电讯从未在该刊或其他任何刊物上出现，因为国民党和美国部队的新闻检查把它扼杀了。在复印件的第一页上，标有国民党新闻检查官的“国际台选检”字样及美国部队新闻检查官伊克诺的“枪毙”两个字。在这篇报道后面，我们印出了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对禁发该文的抗议。

[2] 本文引自关于美国《亚美杂志》的文献第二卷，美国政府印刷局，华盛顿D.C.，1970年，同时见谢伟思1944年10月15日写的延安美军观察小组报告，存美国国务院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