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内的事，记者团分道扬镳，新闻检查和新闻封锁

7月11日于延安

我们（外国记者们）不和那群人（来自重庆的国民党陪同人员和中国记者，他们离开延安较早一些）一起回去。在这里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我们不能不到前线看看就走，那样，什么事情就都毫无价值了。

我体会你的感觉，（在重庆）没有多少生气，没有什么可干的事。过去在那里时，我也是如此，特别是你远离了市区，在这里的感觉就完全不同了，因为这里的每件事都生气勃勃，充满动感，积极向上并且是相互关联的……当我回去以后我会带给你那么多新鲜事，所有的空虚都会得到充实，我们会高高兴兴地投入工作。找点事儿干，不然，就学点什么，还要坚持你的生活规律。所有他们带来的那令人压抑的形势，以及失望、饥饿都将像幽灵一样，随着第一阵清风而吹拂得干干净净。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那阵风，那阵把我们从香港吹到桂林的风[1]，清清爽爽，但很强劲，这阵风不是为了那一小撮人而是为了大家。为它而扬起你的风帆吧，不要把风帆落下。

想办法来这里。坚持想办法。关于我的通讯，每一篇我都注明了。

在庆祝开辟第二战场报道之前，我已为《纽约时报》发了一篇稿子，7月9日又为《悉尼晨报》发了一篇，你一定要求再看一遍。以后我分别又在6月18日、6月24日、7月1日、7月6日（误写成7月8日）发了几篇。（关于被新四军救下的两名美国飞行员——注明为你参考）。关于新闻检查的情况，让我知道一下。《每日电讯》中用你喜欢的哪一篇都可以。

这里的每个人对湖南发生的事都气炸了肺（因国民党未能守住）。你知道许多指挥员是湖南人，他们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家，他们曾经在那里的每寸土地上进行过战斗，因此他们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有效地打击日军。

从延安来了那么多材料，因此保卫中国同盟[2]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了，不过很好地利用那些材料又需要大量时间。你还可以帮着做些通联方面的事，帮着解决些问题。看准了方向，集中精力干每件事。

亲爱的，我简直像个呆头呆脑的传教士一样，没完没了地告诉你做这个，别做那个（有些是我没做完的事），但我希望你做得比我好并且想办法搬家。在全世界打败主要的最大的敌人已经胜券在握了……不要因为我们碰巧涉足于这场战争而使我们迷失了方向，因为大量的斗争是在世界的另外一些地方进行的。

告诉外国记者俱乐部，我们几个在延安的记者都愿意他们把我们的通讯管起来。假如在重庆有人拷贝我们的稿件，八路军同意用他们的电台把通讯发出去，口蜜腹剑的谢保樵答应把我们的意见告知重庆方面并讲这件事完全可以办到，而实际上是从中破坏。实际情况是每天正式电讯中才播出我们几个人加在一起还不到2600字的新闻稿，少得可怜！

注释

[1] 这是指我们和另外三个被拘留的人在1942年从香港的日军拘留所逃跑的事。从监禁到获得自由这一变化，特别令人振奋。在我俩的个人生活经历中，从此开始彼此爱慕，最后终于成为夫妻。

[2] 爱尔茜·邱茉莉和我一样，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自愿做过许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