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事实，反对歪曲破坏

1944年8月12日

我很高兴你收到了夏南汗[1]带去的信。原来还没有把握你能否收到。我们刚刚听说，他在益世报上著文反对某些歪曲事实的情况，如果属实，这就不仅说明奇迹的时代尚未过去，而且还说明，此地的事情该是多么真实美好，连夏南汗也印象深刻。你可以听听美国那些家伙的看法，包括某些以前顽固不化的保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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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会收到更多的信和工合组织生产的货物样品和各种蔬菜（此地有个人问我，是否想送一小筐西红柿回去，我说当然；等我到飞机上一看，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箱子[2]）。希望你送点给斯潘塞·穆萨[3]尝尝，打消他对“可怕的共产党”的那种阴沉的预感。

重庆某些外国记者中间流传着关于国共谈判的种种是是非非的奇谈怪论。你可以告诉他们，就法统来说，延安和华北各个根据地的行政当局比外面的任何政府都具有更多合法地位，因为它们是老百姓选的，也是他们所想要的。谁也不能把它们一笔勾销，因为老百姓不愿意放弃。重庆的国民政府如果承认这一点，那远非（他们害怕的）自杀，那样它倒能真正保证自己的地位，不仅是因为承认事实，而且也因为可以按照同样方式动员全中国人民，使国民党保持同样的领导地位，证明它自己，让老百姓仰赖它，就像共产党在此地那样。（我并不是谈重庆政府中的某些人，他们甚至宁愿自杀，也不肯承认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这种最美好的事物。）

这里除了制止封建主义以外，没有号召任何社会革命来使其他地方奉行同样的路线。此地仍然有许多地主、资本家等等人物，他们并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在工作，并且还是在当地政权机关工作。不同的是，这些地方政府是选举产生的，因此农民在其中占了绝大多数，因为他们在人口中也占了绝大多数。政府的纲领是真实的三民主义的纲领。我不知道在重庆那种浑浊沉闷的气氛中，这听起来有多么真实，但是它是真的，是千真万确的。

亲爱的，我真希望你也能来这里亲眼看看。这是新中国也是新世界的模型。这是民主，不是自封为人民的朋友的人在为人民办事，而是人民自己在为人民办事。

只要有点民主概念或者民主传统的人，甚至像老包瑞德和拉登[4]等人——他们从自己的学生课本中就记住什么是民主了——第一眼就看得出来：要么喜欢它，要么容许它，而且像马特尔·霍尔[5]那样，不得不喜欢它。而且没有一个正派的美国人会不喜欢它。这对那些制定政策的大人物来讲也不太难于接受，虽然他们在各不相同的动机下工作着，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无法推翻的事实，因此，他们对这一事实也必须予以考虑。

你信上写道，我们（在延安的这些外国记者）在各方面都遭到怠工破坏。具体情况如何？我从剪报里读到的是：第一，书报检查并不大像我原来以为的那样坏；第二，的确有怠工破坏，办法是长期拖延（我6月9日的通讯《纽约时报》7月1日才印出来）。你说，他们在采用各式各样推拖搪塞的办法，甚至不让你看到那些通讯。好吧，该死的家伙，以后我都复写一份寄给你。赶在下班飞机之前写信来。就谈谈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怎样阻止你来。布洛姆（美军检察官）是怎样枪毙了我那篇关于美国飞行员的报道？《纽约时报》杂志在星期天增刊中提到了得救的美国飞行员。他们会见日本俘虏的新闻已由旧金山电台广播，这里收听到了。

你和他们斗，让那些报道经济局势和国共谈判的通讯通过了书报检查，我为你感到自豪。

多给我讲讲重庆的气氛。

你可以告诉欧德拉姆将军[6]：谢保樵（硬说延安性关系很乱）是在胡说八道。此地男男女女作为同志在一道工作，相互平等，相互尊重，我们看到的婚姻关系都很好，正常而且牢固，建立在共同工作和利益的基础上。

谢说此地农民不讲话，这也是胡说八道。我在此地的全部时间，他们对谁都讲话，而且针锋相对地讲。我却从来没见过谢同哪个农民讲话，除了说一声“喂，把我的马牵好”。至于他们干不干，那就得看他们乐意不乐意了。（像他那副尖酸刻薄的嘴脸，他们谁都不愿意同他讲话，我一点也不怪罪他们。）

确实不假，现在来此地的青年人少了，他们多半都给截往西安劳改营去了。但是，在过去两三年里，还是有很多人利用一切办法偷偷（越过国民党的封锁）溜过来了。而我本人却从未听说过有任何人从这里逃走，除非是劳改营里的奸细，他们是说他们逃出去了。在我们经过的国民党地区的几个小城镇里，甚至告诉我们有关鸦片的奇谈怪论的老地主也承认，进边区的多，出来的少，“因为他们都让共产党骗住了”。

再给你说点关于谢和他本人怎样“突出自己”的故事吧。

他对第一天就来会见我们的王震旅长说，所有外国记者都由他（谢）来管，不应当让他们自由行动。还说，这些外国记者对中国什么也不懂，只想写些对中国团结不利、耸人听闻的东西，增加他们在银行里的美元存款。还说，其中三个是犹太人，犹太人出来只是为了赚钱，臭名远扬，而且没有祖国，根本不能指望他们懂得什么民族斗争。于是他建议，共产党在一切事情上都应依靠他（谢），让他来领导他们走出迷津。王震差一点当场把他枪毙了，并且告诉他，他（王）同国内和日本的法西斯分子打仗打了15年，可不要听谢保樵这一套法西斯思想。他说完就转身过来对我们讲了这整个故事。

我们开头想给重庆发个电报，要求把谢调回去，后来决定不发了，因为这样会闹得把整个记者团撤走，而且还因为此间人士认为，他是孙科的人，而孙科又是个自由派，可以带来点什么希望。所以我们只是要求把我们住的地方同他和他那伙人分开，我们和此地当局直接打交道。后来我们果真是这样做了。从此以后我们就不和“我们团的这位团长”讲话了。

这就是国民党“自由派”的尊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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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此插入有关谢的另一份材料，是从美国新闻署理查德·瓦茨1944年8月5日在重庆同谢的谈话报告中摘出的[7]。）

至于谢保樵，他率领记者团回来时满腹牢骚，但是和他长谈后，我的印象是他的牢骚主要是个人的。显然，他原来以为，他是以具有同情的自由派和孙科之友的身份去延安，又和他在广州认识的一些老朋友重逢，一定会受到热烈欢迎。可是恰恰相反，他显然遭到某些怀疑，而且他那些广州朋友对他也很冷淡。

不仅如此，他和美国记者相处的关系也很糟，对他有许多指责和反击，结果他对自己见到的所有事物差不多都横加指责，不过他还是承认，每个人都吃得饱，穿得暖，工作忙碌。因为我对谢相当尊重，我本来是想对他讲的事情采取相当信任的态度，他坚持说延安比起重庆来，并没有更多的自由权和言论自由。这本来是值得严肃考虑的，但是我觉得，他自己讲的某些故事破坏了他作为目击者的身份。

例如，他坚持说，延安这个城市遭到了彻底破坏，并不像大家所说的那样是由日本轰炸所造成，而是由共产党自己把它夷为平地的，目的是要引起注意和同情。这让我觉得，这和法西斯在西班牙的那个老故事太相像而令人难以相信。（当年那个故事说，格尔尼卡不是佛朗哥的德国和意大利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