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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之所以难以清晰明了地探讨衰退问题,原因之一在于,很难以一种形象的、人性化的方式来描绘衰退。但我有个很喜爱的故事,我常用它来解释衰退究竟是怎么回事,也把它作为帮助自己思考的一个“直觉泵”(读过我旧作的读者听过这个故事)。这是个真实的故事,不过在第3章我将运用想象力来丰富它,用它来解释日本经济的萎靡不振。
这个故事是斯威尼夫妇在一篇文章中讲的,此文发表于1978年,题为《货币理论与大国会山托儿合作社危机》。不要看到这个标题就不愿意往下读了,我是在谈严肃的事。
诸位想不到吧,在20世纪70年代,斯威尼夫妇竟然是一家托儿合作社的成员。托儿合作社是愿意彼此照顾孩子的年轻夫妇结成的一种组织。斯威尼夫妇参加的这个合作社主要是由在国会上班的人组成,而且与其他的托儿合作社不同,它的规模很大,约有150对夫妇。因此在这家合作社里,愿意代人照顾婴儿的人很多,但这么大的组织管理起来也不容易,最大的难点是,必须确保每对夫妇都公平地作贡献。
像许多类似机构(以及其他不使用货币的交易机制)一样,这家国会山合作社以发行凭证的方法解决管理问题。它使用的凭证是一种票券,每张票券的持有者有权得到一小时的照顾婴儿服务。代人照顾婴儿的人在完成工作后,会根据工作时间从婴儿家长那里得到相应数量的票券。这一体系的构造本身就足以避免有人推卸责任。它会自动确保,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对夫妇提供的托儿服务时间,恰好等于他们得到的托儿服务时间。
不过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后来人们发现,这一体系需要有大量的凭证投入流通。连续几天晚上有空又暂时没有外出计划的夫妇,将会努力积累票券,以备未来之需,而在他们积累的时候,其他夫妇的票券储备肯定会相应减少。时间一长,各对夫妇一般都想保留足够多的票券储备,以便在不代人照顾婴儿的时候,能够连续外出几天。国会山合作社的票券发行工作也很复杂:其成员在加入时领到票券,在退出时要返还票券,还要以托儿券的形式支付会费,作为合作社管理者的报酬。像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关键问题在于,突然之间,票券的流通量变得不够了,少得难以满足合作社的需要了。
这一不足造成了奇怪的后果。有的夫妇觉得自己的票券储备将会不够,于是很想代人照顾婴儿,而不大愿意外出。但唯有一对夫妇决定外出,另一对夫妇才有机会帮他们照顾婴儿;于是代人照顾婴儿的机会变得稀少了,这使各对夫妇更加注意维持自己的票券储备,除非情况特殊,否则不愿意轻易使用,而这又让代人照顾婴儿的机会更为稀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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