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新发展（2）

在中国大陆、台湾、捷克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全球化带来的世界性变化效应最为明显，这些地方都实现了外商投资和国内竞争的完全开放，并且改进了通信、运输、教育及公共卫生等系统，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在埃及、委内瑞拉、马来西亚等国家，政治人物反复引用一个说法：正是由于全球100来家欧美及日本特大企业对财富的持续追求，以及依靠它们生存发展的另外数千家大中型企业的经营需要，才最终导致了这些变化。如果说各个企业通过提高竞争力获取利润回报的需要，与它们对财富的渴望一样强烈，那么这个描述就是千真万确的。不过，在这些国家，大批工人由于受过较好教育，掌握了基本技能，受雇于担负经济转型使命的现代化内外资企业，他们（及其家庭）才是受惠最多的群体。过去10~15年，全世界从贫困进入温饱以及从温饱达到小康的人口数量，比有史以来任何一个可比时期都要多。

龚洁（音）是一个35岁的中国女士，5年前，她两手空空，带着年幼的女儿来到东北锦州。虽然费了几年时间，但她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在全球化人力转移的背景下，为引进人才提供适应性服务——给派驻锦州的美国人辅导汉语。如今，以她的工资收入，足以保证女儿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也有余力赡养远在老家的年迈母亲。地处长江上游的中国西部城市重庆，虽然与北京、上海相距遥远，但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与现代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于乐波（音）曾经是穷困不堪的农民，如今成了一个“棒棒”，挑着货物行走在山城重庆陡峭的马路上，虽然身处社会底层，但足以养活一家老小。李志官（音）则登上了更高的社会阶梯，他出身贫困农家，后来离开家乡，来到重庆附近的工厂，先从普通工人干起，如今，在窗明几净的写字楼，拥有了自己的办公桌，过上了体面的生活。目前，在68岁的尹明善创立的力帆汽车厂，就有9 000多名年轻工人，他们很多都是来自农村。尹明善在劳改农场度过了20年，1992年他开了一个很小的摩托车修理铺，开始了最早的创业历程。现在，尹明善通过购买外国工厂的方式，正在把力帆集团建设成为中国主要的国产汽车制造商。例如，为在重庆创造汽车生产的各项条件，尹明善收购了宝马公司在巴西的生产工厂，拆解之后，运回中国，然后在重庆经济开发区重新组装。目前看来，亿万中国人经历的切身变化正是全球化带来的最重要、最有力的影响效应。

毫无疑问，中国的跨越式进步并不具有普遍性。大部分非洲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依然落后，远未取得上述经济进步。大部分拉美国家一直徘徊在全球化之外，很多美国人对此更有体会。20年来，中国经济强劲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8~10%，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增长率也在5~7%之间，而拉美国家GDP年增长率却不到2%。这绝不是因为全球化会莫名其妙地特别垂青亚洲。事实上，从历史因素和地缘政治两个方面来看，欧美企业拓展海外事业，拉美是比亚洲更为自然的首选地。问题主要在于政治因素，而不在经济方面。外国投资人和外资公司很容易发现：拉美国家领导人长期偏好的国内政策，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严重债务拖欠以及外商财产的故意侵占等现象时有发生，外商所有权处处受到严格限制，外资公司专利及知识产权被肆意侵犯，这些国家的未来劳动者几乎不具备市场经济需要的任何技能。亚洲国家也会受到经济不稳定的冲击，最著名的就是爆发于1997~1988年的金融危机。但是，韩国、泰国、台湾及其他国家和地区，随后进行改革，加强了制度安排的市场化程度，惠及海外投资人和外资公司。2000年，中国与印度紧随其后，如法炮制，改革力度甚至超过他们的榜样。

当代全球化所到之处，往往呈现勃勃生机，在上一次国际贸易急速发展的历史阶段，这种现象并不明显。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全球化进程中，欧美跨国公司引进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在本国组织生产，产品主要销往国内市场及其他发达国家市场。这一次，发展中国家长期停滞的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经历了一年又一年的快速增长，年增长率达到5%、7%，甚至10%。这并不单单因为欧美及日本的跨国公司建立了更多的海外子公司。这次全球化，产品被分解为细小部件，在遍布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个工厂实地生产。至关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成千上万的本土企业家建立了自己的生产企业，既可以向为西方公司加工零部件的厂商提供产品和服务，又能满足国民收入提高推动的新兴国内市场的需要。

在泰国、台湾以及随后的中国、印度、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涌现出大批新兴小企业，它们既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同样也是诸如花旗集团、西门子公司之类跨国企业全球布局的一部分。小企业的出现与壮大，在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力?政治同盟，他们的未来发展与全球化进程休戚与共。与美、英、法等发达国家的小企业主一样，他们反对重走政府垄断的老路，反对敌视外商的政策行为。相反，他们积极争取更为自由的市场环境，要求增加国民教育、基础设施及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政府投入。中小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发展壮大，企业主获得了比在美国更多的经济、政治影响力，这将使得全球化成为绝大多数人未来生活的长期特征。

这些发展变化出现在一些国家，而在另一些国家则没有出现，拉美国家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拉美大国中，与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相比，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墨西哥和巴西热情地接受了全球化的市场经济规则。2000年，执行中间路线的维森特·福克斯（Vincente Fox）击败执政70多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当选总统。2006年墨西哥大选，代表企业利益的右翼候选人费利佩·卡尔德龙（Felipe Calderon）当选总统，他所在的保守的国家行动党也赢得了议会选举。在巴西，严格执行财政纪律的卢拉政府再次当选。这代表了中间派，甚至右翼保守派第一次在拉美大国上台掌权，并能成功连任的发展趋势。在委内瑞拉和阿根廷，接受的全球化要求更少，小企业主阶层力量弱小，政治方面，一贯是左派执政，长期反美。这种情形最终也在欧洲重演，在法、意等国，全球化带来的放松管制的市场要求遭到普遍抵制。由于这一原因，再加上人口变迁的影响，欧洲国家出现了严重经济问题，形成了欧洲版反对全球化的政治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