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如何切实影响发达国家的就业机会与工资水平（2）

源自中国的竞争压力，经过一国又一国不断传递，最终到达欧美及日本，对这些不同国家的先进经济而言，竞争压力加大造成的影响毫无二致：因为竞争激烈，企业提价越来越难。过去几年，成千上万家欧美及日本企业发现，按照经济学家的术语说法，他们可以利用的“价格杠杆”越来越少。失去了价格杠杆，面对不断攀升的经营成本，企业将会怎样？以美国为例，2001年以来，企业医疗保险成本增加了大约90%，能源成本翻了一番还多，很多企业的养老成本也是急剧增加。企业成本大幅上升，而面对竞争压力，又不能提价，以抵消额外成本，那么企业只好另谋生路。近几年，为降低经营成本，大部分企业都转而考虑工作岗位与工资水平这两方面因素。

还有一项全球性因素，也在加大对企业及其员工的压榨力度，尽管企业最终会对此表示欢迎：过去10年，全球资本供应增长低于劳动力供应增长，结果就是投资者的回报预期不断提高。所有这些因素，其实还是由当今时代的全球化造成的，也就是说金融市场期望企业获取更多利润——美国企业盈利水平打破了所有历史纪录——因此，在股票不贬值、投资水平与未来盈利预期不受影响的前提下，企业没有办法利用高额利润，保护员工的工作岗位与收入水平。

经营成本不断上升，企业提价能力受到压制，迅速改变了先进经济体的两个基本发展动力。首先，改变了经济发展速度与就业机会增加数量之间的关系。美国就是一个明白无误的最好例子。美国自诩为就业创造发动机，但在全球化的挤压之下，就业创造动力明显减弱。最早的证据就是2001年的经济衰退，相对于经济发展的实际衰退情况来说，那时减少的岗位数量超过战后衰退期的6倍。问题到此还没有结束：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之后，用了4年时间，才恢复到衰退之前的就业水平，而上一次衰退之后的恢复时间为18个月。进入这一轮经济复苏的5年来，就业机会的创造速度只有上一次的一半。尽管现在美国就业机会创造速度之慢史无前例，但是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依然保持在较低水平——唯一的原因就是，虽然经济不断增长，但是寻求工作的人口数量却在下降。

同样地，长期以来形成的工人生产力提高与工资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也因为全球化的到来而不断弱化。自2001年开始，美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3%以上。这是美国几十年来的最好表现。但是，5年来，在生产力强劲增长的情况下，美国工人的实际平均工资反而下降了，这是有史以来头一次。即使把雇主支付的医疗与养老保险成本大幅上涨这一因素计算进去，美国工人过去5年综合所得也是增长寥寥。对于这个问题，国际工人服务联合会（Service Workers International Union）颇具改革思想的领导人安蒂·斯特恩（Andy Stern）最近指出：

美国面临的挑战并不是去阻挡全球化进程。长远看来，真正问题在于，如何让那些依然留在美国的工作岗位变得收入可观……如果我们找不到答案，那将证明格林斯潘是正确的——美国富人阶层与其他社会群体的贫富差距范围太广、扩大太快，势必会危及美国的民主资本主义制度。

这种影响当然不只出现在美国。在日本及大部分欧洲国家，即使按照他们自己的标准，就业创造能力也是在不断削弱，工资水平不是持续下滑，就是停滞不前。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德国总统霍斯特·克勒（Horst Kohler）指出：“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现实，但是可能发生变异，成为一头怪兽。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不得不采用深思熟虑的政策法规，对其加以约束。”今后，各国面临的就业压力与薪酬压力还会继续加大。源自中国的竞争压力不会消失。中国出口应该还会继续跨越式增长，这种趋势至少会持续到下一次全球经济衰退——这同样也会让欧美及日本丧失工作岗位，降低工资水平。今后几年，中国经济继续飞速发展，会推动工人工资与其他成本不断攀升，应该可以缓解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对手的原始压力。不过，由于规模庞大、发展迅速的印度制造业，当前工资水平只是中国企业的零头，因此，在新的全球化进程中，将会取中国而代之。

欧美及日本都无法回避全球化的隐性成本，而是必须设法跨越。这些国家不得不想法缓解本国企业面临的成本压力。之前我们已经看到，降低养老成本是如何艰难，尤其今后5~10年，西方国家高峰人口开始步入退休年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稍后我们将会看到，无论是在实际操作还是在政治议题层面，企业消解医疗与能源成本上升的压力也是同样困难。对于世界各国大约20%的高收入群体而言，这个问题并不严重，在全球化市场中，凭借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拥有某些讨价还价的资本。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对大约20%的底层工人来说，这个问题?样无关紧要，体力劳动原本就与全球化压力没有多少关系，至少在美国，体力劳动者经常根本就不享受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和养老待遇。但是，如果欧美及日本政府与企业不能筹划解决这个问题，今后二三十年，这些国家规模最大的中产阶层就将面临收入停滞不前，甚至不断下降的困境。